◎汲淑艳

　　城市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如何防止城市社会的综合失序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国应对这一难题的基本经验是，不断尝试在城市社区尤其是商品房空间中嵌入国家元素。近几年兴起的“红色物业”，更彰显了城市社会生态建设的中国智慧。
　　政府兜底，为老旧小区提供基本物业服务，有利于减少不同档次居民区之间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大多出现了大规模的“贫民窟”，在部分人享受着现代城市文明的同时，许多穷人却在城市中被城市文明“遗弃”。我国不存在这样的“贫民窟”，但很多城市仍存在一些老旧小区。这些小区通常居住密度大、基础设施陈旧、社会问题多发。由于维护费用高，管理难度大，没有物业公司愿意主动接手，造成居住环境脏乱差问题难以根本解决，成为城市整体社会生态的短板。
　　单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问题，“有形之手”必须该出手时就出手。在推进“红色物业”过程中，针对没有物业公司愿意主动经营老旧小区的情况，许多地方都采取了“政府兜底”的做法：由政府出资对老旧小区进行设备设施改造，为引入物业公司创造条件；以给小区提供基本物业服务为目的，引入公益性物业企业——或社区党组织领办物业企业，或鼓励国有企业成立物业公司对老旧小区进行接管，或依托老旧小区的居民党员，由业主委员会进行自我管理等等。让老旧小区居民也能享有基本物业服务，既可以改善这类社区的环境状况，也可以提升他们对城市文明的体验，从而减少城市社会生态系统中不同层次居民区之间的差异。
　　政治引领，党组织介入物业管理，有利于克服城市社会“契约关系”的局限性。小区是城市社区的基本单元，小区的和谐事关城市社会稳定的根基。在小区中，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基于消费者权益的业主参与和集体决策是我国物业管理立法所承认的基本原则。然而，在实践中，受制于集体行动的困境，业主很难有效、持久地参与小区治理。其直接后果是，物业公司敢于不受制约地侵犯业主权益，从而催生了大量的物业矛盾。为了缓解由业主抗争所引发的对城市社会稳定的冲击，国家权力便逐步渗入居住空间中的“契约关系”。
　　“红色物业”的主要特征就是，以基层党组织为切入点，强化党员在物业公司和业主双方的角色和存在：一方面，鼓励在物业管理企业中成立党支部，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党政引领，提高物业公司改进物业服务的自觉性；另一方面，提倡、建议、鼓励小区中的党员积极参选业委会，提高业主有序参与小区管理的意愿和能力。加强对物业公司和广大业主的政治引领，可以克服城市社会中纯粹的“契约关系”的局限性，预防“不顾大局”“小事变成大事”，防止矛盾升级和扩大化。
　　空间改造，突出红色符号，有利于塑造城市居民的共同价值。城市居民具有个体价值多元的属性，但如果完全缺失了共同价值，城市社会的精神纽带将受到冲击。共同价值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空间改造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间改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空间本身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可触摸的物理性的容器，更是客观环境、历史遗产、象征意义和日常生活方式的联接，是影响居民价值观的媒介，可以服务于政治性目标。
　　通过建设红色广场、粘贴红色标语等方式，在居住空间内渗入红色元素，是党建引领“红色物业”在物理形态上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此外，还包括在社区范围内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党员志愿者活动等。这些活动使得居民可以参与到社区文化建设的环节中来，增进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沟通交流，在改善小区居住环境的同时，可以达到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以和谐为导向的社区的目的。
　　整合资源，推动物业企业更好地参与社区治理，有利于形成城市风险防控的多元协同机制。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由于规模较大、人口复杂、空间聚集度高、人口流动性大，往往多重挑战叠加，成为社会风险的重灾区。城市社会风险治理的精细化实践证明，对于重大社会隐患的预警，单靠政府主导机制是远远不够的，特别需要因势利导、激活社会的内生能力。如何使社区、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共同承担风险化解的功能，增强城市社会应对风险的韧性，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
　　“红色物业”以党建引领为主线，推动物业企业更好地参与社区治理。物业服务直接接触群众的“触点”，物业党支部和业委会党支部则成为基层党组织面对面直接联系、服务群众的工作渠道和平台。所以，将物业纳入社区治理体系，可以形成一种覆盖面广、反应迅速的基层风险防控机制。总之，“红色物业”在破解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有独特的优势，通过有效整合党政资源，能够提高非常态社会问题的应对能力。
　　当然，“红色物业”能否在实践中发挥这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能否健康发展。“红色物业”建设应始终坚持“居民主体性”，应避免影响物业市场的公平竞争，应力戒形式主义。
　　（作者单位：昌邑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