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松林书院的重建与变迁 　　◎王岩

　　松林书院是青州一中的发祥地，青州府的文脉之源。北宋时称矮松园，为著名的三元宰相王曾少年读书处。明成化五年（1469年）始称松林书院，明万历八年（1580年）阁臣张居正下令毁天下书院，松林书院未能幸免，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得以重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随着晚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诏书的下达，书院教育走入历史，现代教育正式开始。
　　清代书院政策的转变
　　明朝末年，全国的书院在多次禁毁政策下已伤痕累累，加之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又使书院难免有池鱼之殃。清初统治者有鉴于明末士大夫借书院讲学抨击时政、削弱统治的历史教训，对书院的政策并不友好，担心士子聚集、自由讲学，书院会成为反清的大本营，为此一度采取压制政策，限制其发展。顺治帝曾谕令“帝王敷治，教化为先”，“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各级官学迅速恢复，中央设国子监，分六堂教习，地方除了府、州、县学之外，还设有社学、义学等。清初的青州府重视官学发展，官学兴，而书院的发展尚处于被压制中。
　　至康熙年间，社会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康熙帝认识到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对于管理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对书院政策转向积极地疏导、慎重地支持，于是书院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至二十六年（1687），湖南岳麓书院和江西白鹿洞书院分别得到康熙皇帝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得以迅速修复并重新办学，起到示范引领作用，于是各地官府及民众开始争相兴复、创建书院。据白新良著《明清书院研究》统计，康熙时期，全国新建书院537所，而修复、重建前代书院达248所，其中就有青州的松林书院。
　　青州府官学的废弛
　　由于明末战乱纷起，民不聊生，青州府学几乎处于废弛状态。各地县学情形更为糟糕，早在明万历年间，青州府日照县县学就已“缮治不常，日就堕坏，庳逼破露，笾豆图书，栖列无所，往往散乱不可省”，老师也不再传道授业，文教礼乐更加冷落萧索。
　　官学的废弛往往伴随着吏治的腐败。据文人安致远《青社遗闻》载，崇祯壬午（1642年），山东提学钱启忠品行不端，试后出谒宾客，见市中有卖海蟹者，在轿上手劈双螯啖之。士子出场时，自己把持门扉夺取考生伞、笔诸物，携抱累累，交于左右送入内署。观者喧笑，恬不知耻，最终因贪婪被黜。明末官场上的贪腐更是屡见不鲜，大明王朝日落西山已无可避免。
　　清初至顺治年间数十年，由于统治者的支持，官学大兴。至康熙朝，官学式微。光绪《益都县图志》载：“康熙七年（1668年）地震，（府学）大半倾圮，惟有大成殿独存。”康熙十一年（1672年）修葺，不久复圮，至三十八年（1699年）春，张连登任青州知府，“谒庙下，周旋四览”，“所谓庙者仅颓垣数尺而已，圣像覆以破盖，贤者蔽以为席，为之愕然惊慨”。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青州知府陶锦在《重修青州府儒学碑记》中云：“今之设学，非古之设学矣。古之设学也，讲道；今之设学也，课艺。古之课艺也，兼乎六艺之全，专乎书文之一。而且师旷其官，士旷其业，黉宫茂草，经年无复弟子之迹，遂使广文博士等于赘疣，而讲堂经阁几为虚置，恶在其为学校也者？”从记载看，康熙年间，青州府学连基本的课艺即八股文的教学都很少，遑论对生徒德行的培养。而且，学宫中老师“旷其官”、学生“旷其业”均为常态，学宫中荒草离离，多年不招弟子，先生博士成了“赘疣”，讲堂经阁虚设，哪里像个学校的样子？
　　官学和书院的关系往往此消彼长。康熙皇帝开明的书院政策使书院得到较快发展。松林书院得以重建并迅速崛起走向辉煌。
　　松林书院的重建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陕西华州人陈斌如以山东按察司佥事出为青州兵备道，与青州知府金标主持，在废墟上重建松林书院，康熙三十年（1691年）二月动工，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四月落成，易植大量柏树。当时书院的重建得到山东巡抚佛伦的大力支持，山东布政使卫既齐也“跃然出俸羡倡之”，陈斌如“倾赀佐之”，青州知府诸僚属绅士各闻风而动，纷纷捐餐钱以助成此事。陈斌如亲自作《重建松林书院碑记》，明确了重建书院的目的：“今重建而仍名以书院，原欲与诸僚属缝掖讲明此义，俾忠孝廉节日不泯于天地，若会文课艺，其余事耳。”体现书院教学初衷重在对生徒德行的培养，八股文的研究学习是次要的事情，至于沦为考课式书院更是在清末了。此碑现藏松林书院内，成为研究书院历史重要的碑刻之一。
　　陈斌如曾请当时才华横溢的著名诗人、进士赵执信为之代写《重建青州松林书院碑记》，然写好后陈斌如“嫌其词旨淡漠”，而“不之刻也”，即未被采用，此文见《饴山文集》。赵执信代写的《碑记》中提到“居人穆氏者求得其故地，余遂力任其事，而郡邑之守令与其乡之士大夫咸乐与有成也”，又云“是役也，不藉公家，不扰里社”；明末清初文人李焕章在《松林书院志序》中也提到“穆其等赀而复之”，可知松林书院故地由当地居民穆氏购得，在陈斌如和青州知府等官员的协力支持下建成，说明重建的松林书院性质为民办官助，在办学方面如聘任山长院师、生徒招生具有较大自由。
　　松林书院的变迁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青州知府张连登主持增修书院，一度改为社学，后改称张公书院。对于此事，赵执信在碑刻中讽刺：“修复之者遂欲自列于诸贤之间，是殆不自知者也。不自知者，人亦不之知。”松林书院东原有十三贤祠，祭祀寇准、王曾、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政绩突出的宋代青州十三贤，赵执信认为张连登欲跻身“十三贤”之列，是没有自知之明的。此时书院已逐渐官学化，经费由官府拨给，生童录取及平日考核之权操在地方官手中，院舍维修由知府、知县主持。
　　康熙戊子（1708年）至己丑（1709年）年间，黄崑圃任山东学政时，兴复济南白雪、青州松林两处书院，延名师，选才俊。山左文教，一时称盛。松林书院是青州府书院，但此时能跟省级书院——济南白雪书院一起，大受山东学政的青睐，当为“以府级之实厕身于省级之列”的书院，地位非同一般。黄崑圃居青州期间，考核生员，评定等级，一丝不苟。对优秀者，他聚宴教诲之；对较差者，决不轻易降黜。知府、知县如因小故请求剥夺生员资格，一概不准。此时考中的举人进士，包括江苏巡抚徐士林、湖南粮储道董思恭等十多名。赵执信认为，黄崑圃明辨是非善恶，学问功力造诣深厚，特别对其“皦然不滓之节，挺然不挠之气”予以高度评价。黄崑圃任期将满，还朝之日，青州士子“皇皇如失所恃”，于是纷纷跑到山东巡抚都御史那里请求督学留任。在奏请未果的情况下，“则相与树丰碑于青州之松林书院”，将学政先生的大名跻身于名垂千古的“青州十三贤”之间，以表达一方学子对他的感激与爱戴之情。其事迹见藏于松林书院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赵执信所撰《黄崑圃政绩碑》和藏于青州博物馆的乾隆四十年（1775年）黄崑圃之子、时任山东学政黄登贤所撰《松林书院记》碑。
　　乾隆十四年（1749年），山东按察使沈廷芳巡视青州时拜谒十三贤祠，见“祠仅存而讲堂久圮”，念及皇帝明诏，于是与青州知府筹划，由益都县令具体负责，对松林书院进行修葺，又召集高才生并考查之，率僚属及生徒祭拜先贤，与官员及山长探讨了书院的发展。其事迹载于沈廷芳《重葺松林书院记》。乾隆十八年（1753年），青州知府裴宗锡延聘原安丘知县、进士严锡绥任松林书院山长，“一时肄业诸生常数十百人，数年之间，登贤、书贡、成均者十余人”，其中包括藏书家、目录学家、金石学家、方志学家李文藻。裴宗锡重视道德教化，教育生徒“必先德行，而后文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裴宗锡调任济南，青人攀辕遮留，于北郭立“清正仁明”碑，书院诸生复于松林书院为立“去思碑”。
　　乾隆时期书院有桧柏数百株。李文藻《四松记》中曰“植桧柏多至四百余株”。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举人朱沅在《读书矮松园》一诗中也写道“城南四百八十松，我来坐卧居其中”。另据清代进士冯浩《安肃县知县沈君可培传略》载，“宋王沂公矮松园，故址松柏八百馀株，长夏阴翳，居甚适”。柏树具体株数虽有差别，但可想见当年书院松柏规模之大，气势之盛，“书院松涛”作为青州府八大景之一名副其实。现仅存18棵，成为书院沧桑历史的见证。
　　清乾隆末年，建于青州卫街之“云门书院”改为“青州试院”后，云门书院并入松林书院内，松林书院大门门匾改为“云门书院”。咸丰《青州府志》叙述“松林书院”沿革时曰：“今扁其门曰云门书院非明云门书院地也。”但从这一时期的书院课卷的印章看，习惯上仍保留了松林书院名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知府汪彦博、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知府李廷扬相继修葺松林书院。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朝政府颁布谕旨：“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艺学为辅。”清政府的本意是幻想以此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但也就是在这道上谕的推动下，各省书院在数年以来改革的基础上，终于走完了向新式学堂转化的艰辛历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松林书院改办为青州府官立中学堂，同东昌府启文书院改办的东昌府官立中学堂一起，成为山东省最早的国办中学。松林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法伟堂被任命为中学堂的第一任监督，由此开启了青州一中现代教育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