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遵华

　　《晏子春秋》中晏子治东阿的典故，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晏子初治东阿三载，秉持公心、坚守原则，拒请托、绝贿赂，将陂池之鱼利尽数归于贫民，让百姓安居乐业，却换来齐景公“子治而乱”的斥责；当他应请复治，一改前策，放任请托、曲意逢迎权贵，致东阿饥者过半、民生凋敝，反倒得到景公“甚善矣”的嘉许。同一方水土，同一位官员，实干惠民遭责难，逢迎取巧受赞誉，这一极具反差的历史场景，如一面明镜，照见了政绩评价中“实”与“名”、“为民”与“为上”的偏差，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与现实启示。
　　　　毁誉之间：以人民立场校准政绩评价坐标
　　晏子一心为民时，毁闻于国；放弃原则迎合上意时，誉闻于国。齐景公身居庙堂，远离基层，仅凭身边人的片言毁誉评判地方官政绩，最终造成实干者受屈、取巧者得利的荒谬结果。
　　政绩观不仅是干部干事创业的“方向盘”，也密切关系着党和人民事业的成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要是厘清“为谁创造政绩”的根本问题。
　　一方面，必须坚守人民立场。真正的政绩，从来不在上级的表扬信里，不在权贵的口舌间，而在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中，在百姓的笑脸上、口碑里。党员干部应以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政绩的最高标尺，让政绩评价回归为民本质。
　　另一方面，必须破除信息壁垒，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齐景公的误判，根源在于偏听偏信、脱离实际。这警示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不能靠“隔空判断”，更不能凭“道听途说”，唯有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解剖麻雀”式的调研，才能穿透信息迷雾，看清工作的真实成效，辨别出真正实干为民的“晏子”，识破那些虚与委蛇、装腔作势的“阿大夫”，让政绩评价更客观、更精准。
　　　　显潜之辨：以辩证思维树牢正确政绩观
　　晏子前后两种治阿路径，本质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政绩观的鲜明交锋。初治东阿，他埋头做的是修路筑墙、移风易俗等基础性工作，这些工作耗时费力，短期内难见成效，甚至会得罪人，却是利在长远、惠及百姓的“潜绩”；复治东阿，他着力做的是讨好权贵、聚敛财富等表面文章，这些行为见效快、名声响，却是损害民生、遗祸地方的“显祸”。
　　党员干部必须用好辩证思维，妥善处理好“显”与“潜”、“破”与“立”的关系。厘清“显功与“潜功”的辩证关系。“潜”与“显”是对立统一的一对关系，“潜”是“显”的基础，“显”是“潜”的结果。有些急于出政绩的干部，会患上“急躁症”，热衷于“短平快”的形象工程，追求立竿见影的“显绩”；还有的重口头、轻实干，重“栽花”、轻“拔刺”，不愿意面对矛盾、解决实际问题等。领导干部应当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既做让群众得实惠的实事，也做为后人打基础的好事，追求“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与“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
　　把握“破旧”与“立新”的辩证统一。晏子初治东阿，之所以“淫民恶之”“贵强恶之”“左右恶之”，是因为他敢于破除陈规陋习、打击豪强势力。这种“破”，是为了立起公平正义的规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样需要这种敢于斗争、勇于破局的魄力。面对积弊已久的思维定式、盘根错节的利益藩篱，要敢于动真碰硬、迎难而上；同时更要把握好“先立后破”的科学方法，稳妥有序破除旧有路径依赖，确保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坚守本源：以为民造福锚定政绩观根本指向
　　晏子的可贵之处，在于敢于直面真相，直言道出前后治阿“民无饥者”与“饥者过半”的天壤之别。这一行为，直指政绩观的核心本质：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一切政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终究是为民造福。背离了这个根本，再耀眼的数字、再光鲜的外表，都只是“空中楼阁”，终究经不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一方面，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晏子身为齐国之相，身居高位却始终把百姓冷暖放在心上，以民生福祉为治政根本。今天，我们面临的诱惑更多、工作环境更复杂，更需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着力点，如此才能让政绩观不偏航、不走样。另一方面，必须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政绩观的树立，既要靠思想引领，更要靠制度保障。要持续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将民生实绩、群众口碑、长远发展纳入考核核心指标；健全决策问责机制，对热衷铺摊子、堆盆景等行为坚决遏制、严肃追责，以制度的刚性约束，倒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为民造福成为一切工作的自觉追求。
　　（作者单位：高密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