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军
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人们的文化生活还很贫乏,看露天电影就成为人们晚饭后的主要娱乐方式。
因为电影拷贝有限,很多时候,一部片子同一晚上要在两个或者三个村子放映。具体操作起来,无非是一个村子放完,再拿到另一个村子放。有专人把影片用铁皮箱子拎过来,这个拎着铁皮箱子挨个村子流转的过程就叫“跑片”。
那时候没有摩托车,更没有汽车,跑片人只能靠自行车来回捯饬。有时候,跑片人来不及,中间还需要等上一段时间,放映员就再播放幻灯片,什么农业生产的场景、先进人物的事迹等,如果还不来,广场上顿时热闹起来,吵吵嚷嚷,乱作一团。跑片的一到,马上又安静了。
有一次,我们村放电影《地雷战》和《戴手铐的旅客》,先放的是《地雷战》,《戴手铐的旅客》是一部新电影,要和邻村跑片。大家都非常期待新影片,因为《地雷战》我们已经看过好几次了,里面的台词都背过了。于是,我们一群伙伴干脆放弃在本村看《地雷战》,去了邻村先睹为快看了《戴手铐的旅客》,然后,又随着跑片的回到本村又看了一遍《戴手铐的旅客》。当然,我们的“先知先觉”受到其他小伙伴的羡慕,我们也成为他们看影片时的讲解员。
我们村当年负责跑片的是“王三样”,“王三样”本名叫王祥,因为他家里只有三样像样的物件——一个吃饭用的大搪瓷碗、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和一个手电筒,所以人们都叫他“王三样”。后两样东西还是村里专为跑片子给他配的。后来我到镇上读初中,老师讲“家徒四壁”这个成语,说是“夸张形容一个人极端贫穷”,我就想到了“王三样”,并在下面嘟囔:哪里是什么夸张啊?
跑片并不都是顺利的。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和较远的一个村子跑片上演《神秘的大佛》,也是那个村子放完,才在我们村子放映。可是,我们村放完了第一部,很长时间也没有见到“王三样”的影子。人们冻得哈气的哈气,跺脚的跺脚,我们性急的孩子干脆离开座位,到一旁玩耍、打架。有的孩子因为扫兴,倒在母亲怀里打起了瞌睡。不知过了多久,耳朵里传来了喊声:跑片的来了!跑片的来了!于是,我们又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翘起脚向放映机旁边急巴巴地寻找跑片人,看到“王三样”推着自行车一瘸一拐地来了,放映员立马打开箱子,拿出胶片放在机子上,以最快的速度倒片,没用几分钟就倒完开始放映。
第二天,我们才知道,“王三样”之所以来晚了,是因为他的自行车链条断了,没办法只好黑灯瞎火地推着车子,急匆匆地走了七八里地。我们听说之后,不由得对跑片人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和感激。
在我的记忆中,《渡江侦察记》《冰山上的来客》等片子,都是跑片上演的。
露天电影的时代已渐行渐远,“跑片”一词也成为过去时。但是,儿时看露天电影的幸福味道和跑片时等不来的焦急,以及跑片人的辛苦,依然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呈现在我的眼前,让我愈久愈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