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瑞

　　关于乐道院的作品不少，马道远的《乐道院集中营》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开场就有气势，为了让张稼生来乐道院做清洁工，日本鬼子竟导演了一场张稼生是共产党联络员的戏，让读者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张稼生从冰库出来因匆忙没来得及换掉棉裤，就随日本人去了乐道院，因系夏天，得不时扇动裤腰散热。在刑讯室摔了一跤，手上沾满了血，有成队的蚊子围着他转，代入感非常强。
　　1941年12月7日，作为美国海军重要组成部分的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遭到日军毁灭性的突袭。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发布行政命令，该法律将几乎所有日裔美国人从西海岸驱逐出去。从1941年底开始，日军在其占领区广泛搜捕英美等盟国侨民，长江以北日军占领区的英美等盟国侨民，主要关押在潍县乐道院。
　　潍县乐道院是美国传教士从19世纪末逐渐建立起来的传教基地，到1941年，已经有教堂、学校和医院三个部分。日本人占领后，修了围墙，拉上电网，改造成集中营，从1942年3月建立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先后关押了21个国家的2000多人。其中有外交官、大学教师、传教士等。此外还有烟台传教士子弟学校的327名学生。相比于战俘营，平民集中营管理相对松散，侨民主要面临的是物资的严重匮乏，以及漫长的等待过程中产生的恐惧。
　　因为是平民集中营，日军没有强迫侨民做苦力，也不发统一囚服，只是在自己的衣服上别一个编号牌，行李经过检查也都可以带在身边。
　　幸存者新西兰籍毕大卫提到当时的点名制度：“无论刮风下雨，不管你是否有病，必须准时排队点名，还要用日本话高声向站在队伍前面的日本看守报数，声音小了，就要被骂，还得重来。到现在，我还记得怎样用日本语报数，但我永远厌恶那些数字。”
　　被关押的侨民成立了“自治管理委员会”，德位思博士任主任，他在日军占领前的乐道院广文中学当校长时，就把乐道院的清洁工作外包给了附近李家庄的张兴泰。改造成集中营后，垃圾粪便更多了，仍由张兴泰负责清理。在日军眼里，张兴泰就是个清洁工，允许他拉着粪车自由出入。集中营里原英国海军上尉狄兰和原辅仁大学附中教师恒安石决定越狱，张兴泰托教友找到了潍县附近的国民党抗日武装作为接应。在日本哨兵交接班、电网停电清理杂物的时候，狄兰和恒安石翻墙成功逃脱。
　　《乐道院集中营》主人公张稼生就是以张兴泰为原型的。但小说毕竟不同于纪实，作者具有超凡的想像能力，像一个当事人，带着我们进了乐道院集中营，从低矮的囚室到破败的食堂，从寄托了无限希望的小树林到每天点名的广场，那份寒冷，那份饥饿，感同身受。全书的节奏是平缓的饱满的，叙述从容不迫，不竭力铺排，往往点到为止，给读者留下了非常大的想像空间。
　　没有前言，没有后记，简洁大气，这才是小说的本来面目，我一拿到书就爱不释手。近四十万字，几乎全是白描，不温不火地陈述中，不经意间模糊了时空，读来别有雍容的气度。我们在作者的带领下，通过一个冷静的视角，就这样静静看着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却不能施加援手，每每有一种艰于呼吸的压迫感。
　　本书的可贵之处，是作者不动声色地写了乐道院集中营里的人性挣扎，除了对侵略者的揭露，又多了对人性的反思，这才是本书的真正魅力所在。
　　在乐道院集中营解放之际，作为侵略者的秋原丰正，时任集中营的最高指挥官，作者仍然写了他人性未泯的一面：“秋原丰正身着一套崭新的军装，脚穿一双崭新的军鞋，全身上下洋溢着英勇和刚毅。他一瘸一拐地走上简易木桥，双手拄着拐杖环顾着四周的一切，转过身对着张稼生鞠了一躬，梦呓般地说道：‘你们胜利了。你们终于胜利了。’张稼生并没有注意秋原丰正异样的神情，他苦苦地笑了笑，双手举了举张友闻的尸体。秋原丰正不解地看了看张稼生、陆素芬以及张友闻的尸体，掏出手枪对准太阳穴，惆怅地扣动了扳机。”
　　整部小说到此戛然而止。
　　当然，作品并非完璧，但不可否认，《乐道院集中营》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对于小说创作中人性挖掘及用文字还原历史真相具有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