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祥

　　赵秉忠状元卷，是目前唯一存世的明代状元卷，对研究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具有重要价值。自状元卷面世以来，关于它为何会流落到民间的问题，一直存在诸多争论和猜测，始终未能形成确切定论。但通过研究《明史》和相关历史文献，我们可以看到状元卷的历史轨迹，也能探知状元卷流落到民间的历史真相。
　　翻阅关于明代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记载赵秉忠内容的主要有《崇祯长编》《明熹宗实录》《益都县图志》等少数资料，但有些史料经不起考证和推敲。
　　目前关于状元卷流落到民间的解释，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是偷拿说。传说赵秉忠身为礼部侍郎，是能接触到明朝历代科考存档的，为了避免魏忠贤把状元卷作为构陷自己的把柄，赵秉忠离职前偷偷把状元卷带回了家。
　　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说法到底能不能站得住脚。第一，明朝的档案制度。明朝自建立起，明太祖朱元璋就极为重视档案管理。从上到下层层设置档案机构，分层负责。作为科考档案，状元卷有专门人员管理，且借阅有严格程序，就算赵秉忠是礼部侍郎，也不可能偷拿档案。另外，赵秉忠作为一个文人，是不屑于也没有必要做这等偷拿档案的事。第二，明朝的科举制度。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完毕后，阅卷考官选出优秀的考卷，由皇帝最后确定状元——也就是状元卷上御笔亲书的“第一甲第一名”。赵秉忠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由万历皇帝钦点成为状元，其状元卷是得到考官和皇帝一致认可的。就算魏忠贤想找把柄整治赵秉忠，也不可能拿状元卷进行构陷。假如他真拿状元卷去陷害赵秉忠，是不是等于否定万历皇帝，还得把礼部一众考官和天下文人推到自己的对立面？所谓的赵秉忠偷状元卷，就是子虚乌有，不可能发生的事。
　　二是皇帝赏赐说。这种说法也流传甚广，大意是天启五年（1625年），赵秉忠看到魏忠贤屡屡加害于他，感觉朝政日非，向皇帝请求告老还乡。明熹宗朱由校看到赵秉忠要致仕还乡，感谢他这些年的工作成绩，于是升一级后，让他以礼部尚书的级别退休，并把状元卷赏赐给他。
　　据《益都县图志》记载，魏忠贤诋毁赵秉忠时，明熹宗问道：你说的赵秉忠就是那个穿着短袍子讲经的人吗？假如这件事是真的，可见皇帝对赵秉忠并不熟悉。试想，皇帝对不熟悉的官员怎么会特别赏赐考试卷？就算皇帝要赏赐退休官员，按照旧例，也多赏赐财物。《益都县图志》始编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所写赵秉忠列传，是清代益都县官方组织部分文人所编撰，其中所载明代史料也未必准确，而关于赵秉忠的部分描述恐怕也是道听途说居多，并不严谨。皇帝赏赐状元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赵秉忠本人上疏，要求皇帝把状元卷赏赐给他，作为致仕后的留念呢？仔细分析下当时赵秉忠所处的环境，这个做法也是不可能的。按《益都县图志》所载，赵秉忠唯恐遭到魏忠贤集团的迫害，主动辞官，急于离开朝廷这个政治旋涡，他怎么可能在获批退休后，还会再次请求皇帝赏赐自己的考卷？
　　三是领归私第说。状元卷既不是赵秉忠偷带回家的，也不是皇帝赏赐的，那么第三种说法便有了最高的可信度——状元卷是赵秉忠堂堂正正领回来的。
　　这一点，还确实是有证据可以证明的。
　　如果说《益都县图志》所载内容是清光绪年间所编撰，与明代历史出入较大的话，那有一部明代的典籍颇具权威性，可做证据。这部典籍就是《礼部志稿》，明朝泰昌至天启年间由官方所编撰，当时的礼部尚书林尧俞领衔。泰昌是万历皇帝儿子明光宗朱常洛的年号。赵秉忠于天启三年（1623年）十月晋升为礼部右侍郎，林尧俞曾是赵秉忠的上司，所以这部书的资料更为可信。这部书共110卷，详细记录了礼部典章制度，其中对科举内容也有详细记载。这部书明确指出，状元卷可“领归私第”。这就是说，明代科举考试有明确的规定，状元在考试结束后，可以把状元卷领回自己家，作为激励后代的范本而代代相传。至于赵秉忠是在万历年间还是天启年间领回的状元卷，目前暂无明确史料可考。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研究赵秉忠状元卷的文章写其父赵禧官至礼部侍郎，父子同在礼部为官，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从现存史料来看，赵禧只是担任过山西文水县丞，从文水县丞离职后，就回家照顾老人了，没有史料证明他再次入仕，更不存在任礼部侍郎一说。
　　不管怎么说，状元卷被赵秉忠领回后，世代相传，经过四百余年的流转，最终与东汉“宜子孙”玉璧和龙兴寺遗址出土佛教造像一起成了青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今天，赵秉忠状元卷已经成为莘莘学子研学的内容，他们不仅要学习状元卷的书法和赵秉忠的治国思想，更要深入了解明代赵秉忠状元卷背后的那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