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斌

　　在明代青州府学宫的一旁，立着一块有字有画像的石碑。
　　石碑上的孔子像，以细腻而精准的线条勾勒出孔子上半身的轮廓。孔子头戴折冠，中掼长簪，冠上的丝带系于颌下，其眉目清朗，眼神灼烁，仿佛能洞察世间万象；面部的刻画精妙，美髯随风飘动，增添了几分灵秀隽逸之气。整个形象栩栩如生，仿佛孔子穿越几千年的时光而来，向世人传授他的智慧与思想。
　　石碑的线刻工艺精湛细腻，线条流畅自然，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工匠们通过对线条疏密、粗细、轻重等变化的巧妙运用，表现出了孔子像的立体感和质感，使孔子的形象更加生动鲜活。
　　这样的画像，立在学宫这里，是为了让“至圣先师”时刻监督警醒那些学子吗？让他们勤学苦思圣贤经典、不要懈怠吗？可是，这个孔子面目上却有一些和蔼可亲。
　　这块孔子像刻石，制成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现收藏于青州博物馆。石碑的下部有约600字的撰文，字径2.5厘米，是明代衡王朱祐楎的孙子新乐王朱载玺主持所作。朱祐楎平日手不释卷，潜心研究琴棋书画，乐善好施，社会名声好，为“诸王之范”。诗书继世，朱载玺同样是个“文艺”藩王。
　　撰文为：恭刻先师孔子圣像记，衡藩新乐王载玺谨。元气萃而玄圣生，喆人萎而梁木坏。夫阴阳变化，象形而发……何足以知之。嘉靖三十有七年岁次戍午夏六月望日。
　　撰文表达了朱载玺对孔子这位伟大先师的敬仰与赞誉，同时也流露出其对孔子思想和学说的深刻感悟。
　　从朱元璋开始，明代帝王非常重视对宗室子弟的教育，在各藩府设有长史、纪善、教授等专门官职，负责督导或教授藩府子弟学业。
　　到了朱棣当皇帝，他深知藩王对皇权威胁大，因此通过种种措施削夺了藩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并制定政策加强对宗室子弟的教育。藩王们已经不好施展政治和军事抱负，只能潜心于文化事业，明代藩王文风浩荡的局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朱载玺著述颇丰。《明史》记载：新乐王载玺，恭王孙也。博雅善文辞，索诸藩所纂述，得数十种，梓而行之。又撰《洪武圣政颂》《皇明政要》诸书，多可传者。他还刻印了朱厚煐的《琴谱》，刊刻过《文心雕龙》。可见朱载玺真是个正经的读书人。
　　在艺术价值方面，此孔子像石碑展现了明代石刻艺术的高超水平。
　　雕刻手法采用线刻，这是一种极具挑战性的技艺，要求工匠对线条的运用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在这块石碑上，我们看到线条的粗细变化巧妙地营造出了光影效果，使孔子像具有强烈的立体感。例如，在表现衣物的褶皱时，细线如丝，流畅地描绘出衣物的纹理走向。而在表现身体的轮廓和重要部位时，线条则相对加粗加重，凸显出人物的立体感和肌肉的张力。这种线条的疏密、粗细对比，使得人物仿佛跃然石上，呼之欲出。
　　更为珍贵的是，此孔子像乃是依据唐代吴道子所绘制的孔子像为蓝本摹刻而成。吴道子作为唐代著名的画家，以“吴带当风”闻名于世，其笔下的人物线条飘逸，充满动感与生命力。衡王府孔子像石碑，将吴道子的绘画风格与石刻艺术完美结合，创造出了一种在石上自由舞蹈般的艺术感染力。
　　在民间，孔子像石碑是人们祭祀、求学、修身养性的精神寄托，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子努力追求知识与道德的完善，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山东、浙江、陕西都有孔子像石碑的影子。
　　青州的孔子像刻石，也是历史的见证者，见证了嘉靖三十七年的一些往事。
　　海瑞自幼苦读诗书经传，立志日后如果做官，要做一个刚直不阿的好官，因此他自号“刚峰”。嘉靖三十七年，海瑞任浙江淳安县知县。当时明朝地方官薪资低，他们不靠俸禄吃饭，主要收入是各种“常例”，实际上就是各种“土政策”、乱收费，一个知县每年的“常例”收入达两千两。海瑞上任不久，便公布革除所有“常例”，把所有的“不合理收费”一刀切，不光是自己的，还包括全县大小官吏的全部额外收入，震惊朝野。
　　海瑞做官行事的原则标准就是两条：一是儒家阐述的道德信条，二是朱元璋开国时制定的政策法令。以至于此后海瑞升右佥都御史，外放应天巡抚，吓得很多辖区的贪官污吏纷纷自动辞职。
　　戚继光自小便“通文史经义”，十三岁时师从蓬莱名儒梁玠。他曾在诗中说：“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展现出远大的抱负。嘉靖三十七年，戚继光自台州提兵抗倭，连战皆捷。他抗倭镇边，杀敌无数，为国尽忠。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的一天，祖籍浙江的清官吴时来联合好友董传策、张翀，向严嵩一党发动了弹劾。在奏折中，吴时来列出了严嵩“朋奸罔上、剥民膏以营私利、虚官帑以充权门”等罪状。擅长权谋的严嵩指责三人的目的是挑拨君臣关系，结党架空皇帝。嘉靖帝被触及逆鳞，勃然大怒，将三人打入狱严刑拷打，要求问出幕后主谋。吴时来被打得七窍流血、体无完肤，却一口咬定：“孔子教人，臣事君要尽忠，此是主使。”可歌可泣。
　　最后三人都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他们被称为“戊午三子”。
　　孔子被尊称为“至圣先师”，其思想被历代学子、官员视为圭臬。几百年过去了，那石碑之上依然散发着可贵的人文光芒，催人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