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静

　　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把经世致用作为人生的追求目标，希望用自己的所学所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由此衍生而来的“士”的精神内核，实际上是入世的、积极的。
　　杨度，其实算得上“士”。
　　看看他的名号：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是孙中山、黄兴相识的引荐人，是清末宪政纲领的起草者，是袁世凯复辟的头号谋士，是杜月笙门下的清客，是周恩来介绍的秘密共产党员，是近代佛学界无我宗的创始人。每一个名号单拎出来，都足以在历史的某一页留名。但放在一个人身上，反而让人看不清其政治指向。
　　史书有点像定格的照片，我们看到的都是某一时刻的某一行为。想要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还需要很多细枝末节地记录。唐浩明所著的《杨度》，是其晚清三部曲中的一部。《杨度》是历史小说而非人物正传，这类小说的难点在于人物的命运早就定好了，作者再怎么自由发挥，也不能超出历史轨道。如何在既定的历史走向中，用符合人物行为逻辑的章节，给出一个自圆其说的结局？唐浩明用《杨度》证明了，命题作文也能写得很精彩。
　　杨度的历史评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高。除了给他平反的时间太晚之外，也跟他立场“反复横跳”有关。他生于清末、长于清末，受的是“君君臣臣”那套传统教育，又在老师王闿运的影响下对“帝王之学”深信不疑。从支持康梁实行君主立宪，到赞同革命走向共和，再到拥护帝制鼓吹复辟，30多年的时间内，杨度的思想内核其实一直没有变。他期盼做宰相，期盼成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功名利禄梦想，尽管与孙中山、梁启超、蔡锷往来甚密，但对革命的态度始终不够坚定。
　　一直到袁世凯复辟失败，他被国人唾骂，陷入人生迷茫的低谷期之后，杨度才算真正放弃了所谓的“帝王之学”。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结识了李大钊，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至此，唐浩明的笔触戛然而止，至于后来杨度为了营救李大钊变卖家产，秘密加入共产党，为革命四方奔走，这些情节全留给了读者的想象。他具体都做了什么，我们未可得知。杨度临终前亲手书写自挽联：“帝道真如，而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周恩来晚年病重之际，也不忘嘱咐身边人，要为杨度正名。
　　历史总是这样。那些得到历史垂青的人，总是与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看，杨度确实不是一个忠于信仰的人。一介书生，总是梦想着身居高堂，既无脚踏实地的行动，也无坚守道义的责任。可细细探究，杨度也是那个时代苦苦寻求强国道路的众人缩影。他的心中始终装着强国梦，始终认为中国就该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不管身处何地，他都不曾叛国、卖国。流亡日本的时候，他放弃了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与梁启超畅谈理想，写下了激励后来万千青年的《湖南少年歌》。“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这些词句，如今读来依然令人心情激愤、热血涌动。
　　“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老师王闿运曾这样评价杨度。可也是这个所谓的“痴人”，一生用尽一切办法“入世”，希望发挥自己的能力影响时局，哪怕被人耻笑为“政治投机分子”也在所不惜。敢于乱世之中以身入局，这种勇毅的精神，已经远远超过那些薄清名的避世者了。隔岸观火作评价易，跳入旋涡作抉择难。以天下为己任，杨度并没有辜负中国传统文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崇高精神。
　　看《杨度》也叹杨度。合上书，是非功过，且留给后人去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