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岩 王晨菲 文/图

　　王曾（978年—1038年），字孝先，封沂国公，谥号文正，北宋著名政治家，出生于青州益都县兴儒乡秀士里（今青州市谭坊镇郑母村，又有考证认为是青州东店一带），青少年时就读于青州矮松园（明代后称松林书院）。王曾乃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状元，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连中三元”的状元，历仕宋真宗、仁宗两朝，在政坛颇有建树，政绩、名望俱佳。其为官颇有风骨，充分展现出公忠体国的贤相风采。他忠直敢言，犯颜不挠，受真宗礼遇；刘太后称制期间，他恪守“祖宗之法”，为政权的平稳过渡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仁宗朝，他以史为鉴，教导仁宗，扶持仁宗，成为仁宗最得力的辅弼重臣；他秉公办事、不徇私情，荐拔人才、不树私恩。欧阳修评价王曾：“为人方正持重，在中书最为贤相。”
　　忠直敢谏，犯颜不挠
　　少年王曾在青州矮松园读书，聪慧勤奋，善为文辞，远近闻名。咸平四年（1001年）、五年（1002年），王曾先后参加了青州州试、在京城由礼部主持的省试和宋真宗亲自主持的殿试，“连中三元”的王曾以将作监丞通判济州，踏上仕途。景德二年（1005年），擢右正言、知制诰，后兼史馆修撰。
　　北宋澶渊之盟后不到两年，为粉饰太平，宋真宗与奸臣王钦若等导演了一场长达十四年的“迎天书、行封禅”闹剧。善于投机的人就投其所好，上报许多所谓“天降祥瑞”的无稽之谈。所谓的“天书”“祥瑞”内容往往是褒扬真宗皇帝，保佑大宋国运昌盛，奸臣以此骗取皇帝信任。皇帝以为都是天意，当然高兴，要庆贺一番，王曾却劝告皇帝多推恩于人，别居功自傲，以免日后不好收场。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为永久保存“天书”，大肆兴建玉清昭应宫，众官无敢言，唯独王曾上书《乞罢营玉清昭应宫疏》，力陈“五害”——伤人力、耗资财、激事变、违时令、犯天意，以讽谏真宗。虽然王曾的上疏并没有改变皇帝决策，但其建议非常有见地，在群臣缄默、朝野齐喑的情况下，王曾敢于挺身而出，不畏权势，上疏力陈，句句忠贞、字字泣血，彰显了士大夫忠心为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风范。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王曾奏请改违制之法。此前规定，凡是违背制令，即使无意或因过失违背者，一律判刑两年，王曾认为不合理，请求宋真宗批准，只有直接违背皇帝旨意的才判罪，其余应以过失罪论处。不久，外郡有此类违犯者，报上卷宗，王曾便以过失违制从轻论处。为此，王曾和真宗展开了激烈交锋。《王文正公曾行状》记载，“真宗怒，诏论如法”，而王曾冒着触怒皇权风险，“执前议”。皇上质问：“像你这样处理，从此就没有违制的了？”王曾当即反驳道：“天下这么大，怎么能做到人人都知晓制书？如陛下所言，天下也就没有犯过失的了？”真宗一下子省悟过来，欣然接受了王曾的建议，并写进了法令。佐吏对王曾犯颜不挠的精神甚是佩服，“佐吏赵廓立其后，闻之，出语人曰：‘王公犯颜不挠，廓汗下不能仰视，公施施自若。’”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王曾因政绩突出，擢升为左谏议大夫，并参知政事。天禧元年（1017年），宋真宗建昭应、景灵、会灵三座宫观，依惯例任命参知政事王曾为会灵观使，王曾却“恳辞”并转推深受皇帝恩宠的枢密使王钦若，颇有“求异名”之嫌，惹得真宗不悦，当面诘问：“大臣应傅会国事，你怎么自异于他人呢？”王曾曰：“国君从谏谓之明，大臣尽忠谓之义。陛下不知臣驽钝，委以重任，从而得罪于您。臣只知尽忠之大义而已，不知自异于人也。”王曾的胸襟胆识让宰相王旦都自愧弗如。
　　宋真宗虽然当时很生气，过后对王曾的忠心也是颇为赏识。据《宋史·王曾传》记载，一次，王曾尝于承明殿召对很久，退下后，皇上派内侍谕曰：“向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见卿，卿勿以我为慢也。”其见尊礼如此。
　　裁抑太后，不留情面
　　真宗驾崩后，王曾正色立朝，设计除掉飞扬跋扈的奸臣丁谓，杖杀同党宦官雷允恭，除恶劾奸，安抚社稷，为真宗至仁宗政局的平稳过渡发挥了重要作用。乾兴元年（1022年），王曾升任集贤相；天圣三年(1025年)升昭文相。在王曾等重臣的辅佐下，刘太后垂帘听政，匡辅仁宗，但刘太后似乎并不安于现状，对权力的欲望开始膨胀。王曾有很深的正统观念，办事恪守纲规，屡次裁抑刘太后的权力。
　　天圣二年（1024年），刘太后意欲就天安殿受尊号册，以彰显自己的地位，王曾上奏阻止方作罢，诏改在文德殿进行。天圣四年（1026年），王曾就元日群臣先朝太后还是先朝仁宗，再次提出异议，据史书记载，仁宗想在元日先率百官为皇太后祝寿，然后在天安殿接受群臣朝贺，令太常礼院草拟礼仪。刘太后谦让说：“岂可以吾故而后元会之礼哉？”王曾道：“陛下以孝奉母仪，太后以谦全国体，请如太后命。”因皇上坚持，阻止未果。王曾裁抑刘太后的礼仪，其目的在于通过降低刘太后的权威，以提高、强化宋仁宗的威望，尤其是提高其在臣僚面前和礼仪场合的地位，以确保最高权力的顺利转移和仁宗亲政后的地位巩固。
　　天圣六年（1028年），王曾不畏权势，反对刘太后破格提拔马季良。这使刘太后有所顾忌，只得趁王曾生病之时，“令亟行除命”。虽然王曾最后未能阻止马季良的提拔，但他的正直态度为朝臣所赞赏。
　　王曾裁抑刘太后的诸种举动，引起了刘太后的不快。天圣七年（1029年），刘太后以玉清昭应宫火灾为由，将王曾罢为吏部尚书、知兖州，不久改知青州。
　　辅佐仁宗，不遗余力
　　早在仁宗为太子时，王曾等人对仁宗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就立有大功。仁宗即位后，王曾更加注重对少年皇帝道德修养和政治经验的培养，他选择孙奭等饱学、有道之士担任帝师，力图将仁宗培养成一位勤政爱民、端正大方的国君。
　　王曾注重吸取历史上治乱兴衰的教训，倡导以史为鉴，与仁宗经常交流。王曾曾与仁宗探讨后唐庄宗灭亡的教训，仁宗感叹说：“后唐庄宗百战灭梁，始有天下，但不务修德，而溺于声乐，嬖用宦官，以及于祸，良可叹也。”王曾对仁宗的深入理解给予高度评价：“陛下日听故事，又览前代治乱之迹，以为龟鉴，天下之福也。”同时还指出，仁宗以铜代金装饰太平兴国真君观，以防止人们为了盗金而触犯国法这一作为，“可谓仁矣”。
　　仁宗也对王曾不遗余力地引导、辅佐充满感激，曾亲署“忠亮忠厚”四大字独赐王曾。
　　秉公办事，不徇私情
　　王曾始终秉公办事，特别反感“走后门”这种不正之风。一次，参知政事鲁宗道向王曾推荐张师德，盛赞其才德，中书省议论可让其做知制诰，王曾以未识为由未答复。鲁宗道暗中劝说张去拜访一下王曾，张辞不往。鲁屡次委婉劝说，张难违好意，最后还是带着礼品去拜谒王曾，结果王曾拒而不见。中书省复议张师德任职时，王曾指出：“张君器识行义足以为此，然尚有请谒耳。”又考验了一年，方命张师德为知制诰。此事在当时影响甚大，故当时士大夫都注重虚心加强自我修养，在王曾面前不敢有所请谒。
　　据北宋沈括《梦溪补笔谈》记载，有一朝廷官员，与王曾有老交情，欲到齐州为官。王曾说齐州已安排人，让其到庐州，此人未去就任，说：“齐州地望卑于庐州，但于私方便罢了。相公大人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当亦不难。”王曾正色答：“不使一物失所，均平才行。若夺一与一，此一物不失所，则彼一物必失所。”此人羞愧而退。
　　天圣四年，王曾坚决反对驸马柴宗庆为使相，劝导仁宗不徇私情。仁宗先是投石问路，试探王曾态度如何，问：“驸马都尉柴宗庆请求做使相，如何？”王曾坚守原则，说：“先朝石保吉、魏咸信皆行伍出身，立有战功，晚年方任使相。况将相之任，岂容私请？”仁宗最终听从了王曾的建议。
　　天圣七年，王曾与仁宗探讨人才进退之道。仁宗问王曾：“群臣请对者大多求仕进，少求隐退，何也？”王曾曰：“苟抑奔竞，崇静退，则庶几有难进之风矣。”为仁宗所认可。王曾主政中书，多次拒绝下属造访，他向仁宗提出的“抑奔竞、崇静退”，是他一贯坚持的原则。
　　荐拔人才，不树私恩
　　在用人方面，王曾从不借宰执提拔人才之权援引同党，充分显示出贤相风采。
　　范仲淹非常仰慕王曾，曾几次上书王曾，得到王曾的赏识和举荐。天禧三年(1019年)，范仲淹任亳州从事时，曾上书给时知大名府的王曾，一方面表达他对王曾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另一方面也表达希望得到王曾举荐。天圣五年（1027年），母亲去世，丁忧在家的范仲淹“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不顾“居丧上书，逾越典礼”，“越职言事”，冒哀写成洋洋万余言的《上执政书》呈给王曾。天圣六年，在王曾授意下，范仲淹由晏殊举荐为秘阁校理。在宦海沉浮于下僚多年后，范仲淹终于在仕途上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后来，范仲淹又将富弼推荐给王曾。王曾对富弼的才能非常认可，断言其将来能入朝为相。这既是王曾知人之明，也是前辈对于后辈的鼓励。王曾死后，富弼为其撰写了《王文正公曾行状》。
　　仁宗末年的著名宰相韩魏公韩琦，起初为谏官时也曾受到王曾的赏识，王曾公开表扬韩琦不“择利”，不“近名”，而“纯意于国家事”，闻此言，韩琦作为谏官更加自信了。
　　事实上，受王曾提携的著名人士中还包括后来与之争权的吕夷简。虽然吕夷简拜相后“渐与沂公不协”，“势同水火”，出现朋党之争，但王曾最初不惜逆刘太后意愿而屡次举荐吕夷简，主要是出于对吕夷简才能的认可（加之前任宰相王旦的推举）。
　　王曾举荐、任用人才，主要以德行和才干为考核标准，大公无私，尤其注重不树私恩。
　　宝元元年（1038年）冬，王曾卒于郓州任上，享年61岁。消息传至京师，“天子震悼，辍朝二日”“邦人官师，沱涕相吊”。富弼撰写《行状》，评价王曾“居大位不植私恩，孜孜推进人物，终身使勿知”。“红杏尚书”宋祁为其撰写墓志铭，将王曾比作留名青史的丙吉、曹参等名相。学者刘敞在《王沂公祠堂记》中更是将王曾比作周朝的周公、姜太公。
　　为表彰其政绩和操守，朝廷赠王曾谥号“文正”，这是封建王朝对一个大臣的最高褒扬。宋仁宗又亲自为其撰写“旌贤碑”的碑额，大臣赐碑篆自王曾始，后又将其乡易名“旌贤乡”。宋仁宗去世后，朝廷下诏建立宋仁宗的祭祀庙堂，选择有功将相配飨，最后认定王曾为第一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