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风玲

　　马伯庸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智慧幽默，脑勤手勤。平时博览群书也就罢了，偏偏又在坐车、陪娃、闲聊这些碎片化的时间里，他也毫不懈怠，总是要随手记录下那些思想的火花。积少成多，缀连成珠，便有了2026年的第一本新书：《历史中的大与小》。书中有陪娃背书时的父子交流，亦有对历史趣闻的生动解析，还有对以讹传讹的谬误纠偏，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历史中的大与小》，其开头一篇便是《陪孩子背<出师表>》，写的是马伯庸陪自己的儿子马小烦读《出师表》的故事。毋庸置疑，马伯庸是个好父亲，他在教读时，一字一句颇为耐心。从字音、断句、释义到背景和主题，全都由点及面一一讲到。儿子马小烦还未读中学，年龄尚小但悟性颇高，有一次马伯庸问儿子：“你觉得诸葛亮这个人怎么样？”马小烦说：“我觉得诸葛亮像爸爸。”马伯庸心头一喜：“智慧还是相貌？”马小烦说：“是讲话很像。每次你送我上学，都要说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就像《出师表》里的‘诚宜’‘宜’‘不宜’。诸葛亮跟你一样，天天絮叨……”
　　儿子的话让马伯庸心头一动，以前他读《出师表》，觉得诸葛亮的这个“不宜”那个“宜”，很有些居高临下指手画脚，但听儿子这么一说，他忽然就懂了，诸葛亮对刘禅的叮咛备至，恰是一位长者对于晚辈的关怀，可谓真挚深切、用心良苦。在文章最后，马伯庸这样写道：“我第一次读《出师表》时，根本体会不到这样的情怀。直到有了孩子，陪孩子共读，我才真正体会到诸葛亮内心的片片涟漪，而我这时已经老了。”都说一岁年纪一岁心，看来读书也是。
　　除却父子共读，《历史中的大与小》还有一类文章独辟蹊径，就是对一些野史趣闻进行了挖掘和延伸，它能透过历史的缝隙看到历史的本真。如《蒲松龄与高考满分作文》一篇，便让我颇有收获。
　　堪称家喻户晓的蒲松龄，我们都知道他因为屡试不第而专心写书，一部《聊斋志异》让他名垂青史。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其实蒲松龄在院试（包括院试）之前，成绩一直很好，每次考试都会拔得头筹。他在院试考中秀才的时候，也仍旧是第一名，堪比现在的高考状元。而马伯庸的这篇文章，便是对蒲松龄的那篇“高考满分作文”，进行了详细解读。透过这一段一段的解析，我们知道这篇几百年前的“高考应试作文”，它既符合八股文的规章，又有洒脱不羁的文采。而恰巧阅卷老师慧眼识珠，于是蒲松龄高分通过了院试。但从那之后，蒲松龄便再无得中。究其原因，不是他读书不精，也不是不够刻苦，而是他最感兴趣的，从来就不是八股文而是纯文学。
　　在文章中，马伯庸说：“蒲松龄在搞小说、杂剧、俚曲创作时有多开心，写八股文章就有多痛苦……虽然理性知道要考取功名、认真读书，可他对文艺的热爱却无法压抑。”这样的蒲松龄注定会有一条坎坷的科举之路，但正如马伯庸在文末所写：“幸亏蒲松龄没有被考官点中，不然，我们未必能看到《聊斋志异》流传后世，或许只是在《淄川县志》里不痛不痒地看到一个进士的名字。”
　　《历史中的大与小》，还对一些以讹传讹的历史谬误进行了考证与纠偏。如《女子属羊命最苦？谁说的？》这一篇，便以详实的考据为很多读者解开了一个长久的困惑。
　　马伯庸通过详细地查阅与考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说属羊的女子命苦，纯粹是以讹传讹、毫无根据地概念迁移和严重谬误。他在该篇的最后一句说得很是斩钉截铁：“既然理清了源头，就不要穷讲究这些连封建迷信都算不上的谬论了。”
　　如果历史有锁孔，好奇心就是那把“金钥匙”。我觉得马伯庸就是那个掌握了“金钥匙”的人。他用丰沛的阅读和旺盛的好奇心，为写作打开了一爿崭新天地。他将在史海中捡拾起的一只只小小贝壳串联成珠，为读者捧出了这本好玩又好读的《历史中的大与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