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斌
　　一件锈迹斑斑的青铜器物摆在书案上，瓢状的外形，瓢面椭圆，瓢把长方平直。下午的阳光穿过窗口，洒在书案上，青铜器披上了温润的光泽。宣纸、扑子、白芨水、毛笔、鬃刷、打刷，排布于前。陈介祺轻抚须发，屏息静气，凝视片刻之后，开始拓印。他将宣纸对准铭文，刷上白芨水，待稍干，以扑子蘸墨，捶拓。然后拓印纹饰、腹部和其他部位。不久，器物的各部分组合呈现于纸上，又钤印印章，拓品完成了。
　　数日后，经过装裱的作品送来了：镶绫边旧裱，捶拓严谨，墨色清雅，别致传神。鱼子纹斑驳可见。陈介祺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水瓢般的器物，叫做“量”，因为这件是秦代的，又叫“秦量”，它是秦代官府颁发到各地的标准量器。铜量有方升还有椭量，这一件就是椭量了。还有过陶制的，就是木桶形的了。木制的也曾经出现过。
　　身为清代金石收藏大家的陈介祺，是潍县人，道光年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他一生收藏了不少秦量的实物，仅仅是秦陶量就有33件。据说从个人收藏来说，秦量以清代的陈介祺和端方收藏最多。陈介祺痴爱着这些奇珍，和文物对话，也和时空里的人物窃窃私语。端详，抚摸，低语，拓印，也许只有多样的触碰，才会摸得到历史的脉搏，找回光阴里的往事。
　　经过一番拓印，从空间三维到平面二维，这些曾被称为“吉金”的青铜器上那封存的尘烟里的信息投送过来，浓缩浸染到纸张之上，就有了时光的印痕和丝缕的迹象，铺展开来，让后来人冥思。其生动性甚至超越了如今的摄影技术，比人眼看到的还多。
　　青铜器，也被称为“吉金”，古以祭祀为吉礼，故称铜铸之祭器为“吉金”。此后，钟鼎彝器都统称为“吉金”。青铜器上往往有铭文，这些文字也被叫做“钟鼎文”。文字，直追千年，是古人留给我们的解码工具。历史典籍如此，文物更是如此。有了文字和铭文，大大方便了我们求真辨伪。
　　秦量的外壁多带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有的还带秦二世袭用旧制的诏书。这件由陈介祺拓印的秦量就是一件“秦父子诏铜量”，兼有秦始皇父子的诏书。
　　器身所刻的秦始皇诏书共40字，大意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了各诸侯国，百姓安居乐业，诏令丞相隗状、王绾，明确地统一法律、度、量、令则。全国上下务必执行。
　　秦二世的诏书全文60字，意思是：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秦二世诏令丞相李斯、冯去疾，继续实行统一度量衡的制度，希望国民不要怀疑、坚决执行。
　　文字，是秦朝统一使用的小篆，直观好认，辨识度高。诏书也如同家书一般亲民，字很少，意确切。秦始皇宣示了一统天下的威严，说明了规范量具的执行人为丞相，表达了统一量具的原因。秦二世诏书也明确得很，说明继续推行秦量的原因、执行人，也自谦了一下，不称功德。
　　这样的安排，真是心思周密，把量具做好了直接发放到全国各地，有了物质支持；把诏书放在量具上，有了政策支持，若有执行阻力，看看诏书就是，皇帝说了，就这么办。
　　统一度量衡的推动者是秦国的商鞅。在《商君书修权篇》中，有句话：“法者，国之权衡也。”商鞅在秦的变法实践中，实行了“平斗桶、权衡、丈尺”，具体即对长度、重量、容积、面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革，统一度量衡。商鞅在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监制了标准量器“商鞅方升”，以“大良造”职务的名义颁发了一个法律条文，即规定16.2立方寸为一升。秦的量器按容量主要有一升、二升半、三分之一斗、半斗、一斗5种。
　　作为以法家思想治国的商鞅，在社会方方面面制定了律令，这些律令有细节，贴近生活，使各阶层有法可依。由于律令的保证，秦的标准化得到迅速推行。商鞅的徙木立信等行为，更是赢得了秦人的信任。商鞅改革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为统一六国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在青铜器上写字，铸刻铭文，是商周就有的传统，帝王将相们打了胜仗、签个合同、训谕臣仆族人经常刻文铭记，甚至于君王狩猎的战果也需记载到钟鼎之上。“散氏盘”“史墙盘”就是例证。青铜器、钟鼎文、拓片等等，也成了我们思接古今、追溯前尘的一把钥匙、一条通道、一扇明窗，让我们可以按图索骥，窥见红尘滚滚中如烟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