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公友

　　“北万印，南西泠。”能与吴昌硕为第一任社长的“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齐名，足见“万印楼”在金石篆刻界的地位。潍坊被视为金石圣地，“金石之都”的美誉，实至名归。
　　万印楼位于潍坊市潍城区芙蓉街77号，始建于1850年，为晚清杰出的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陈介祺藏古、对万余方古玺印进行考据和研究的地方。
　　万印楼是坐东朝西的民房式建筑，为陈介祺当年庋藏金石彝器之处。原建筑规模颇大，至今只保留下了万印楼、主屋及花厅。国画艺术大师刘海粟题写了“万印楼”匾额；书法艺术大师启功题“陈介祺故居陈列馆”匾牌。1992年，万印楼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万印楼内曾收藏众多古器物，最为著名的有“万印”、“十钟”、毛公鼎等。其中，“万印”为陈介祺竭毕生精力所聚。陈介祺还在此编纂了旷世巨著《十钟山房印举》。他收藏的毛公鼎，被誉为“国宝青铜重器”，鼎内铭文接近五百字，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岁月。它不仅是西周晚期的珍贵文物，更是研究西周历史、政治和文化的重要资料。
　　万印楼的主人陈介祺（1813年-1884年），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陶父，是清代吏部尚书陈官俊之子，潍坊潍城区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居官近十年，涉猎各种文化典籍，对经史、义理、训诂、辞章、音韵等无不钻研，对金石更有特殊爱好。一生著述颇丰，著有《簠斋传古别录》《簠斋藏古目》《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簠斋吉金录》《十钟山房印举》等。
　　鲁迅先生说：“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郭沫若则评价陈介祺是金石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宗师。《清史稿》更是称赞陈介祺为金石收藏研究“近代之冠”。他的大量文物和著作，为后人进行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称他为“清代金石学家中收藏最富的一位”。他也被海内外学术界公推为一代金石学宗师。
　　“一楼藏万印，古今领风骚。”万印楼的“印”，可以说闻名遐迩，享誉海内外。11月份，2024潍坊陈介祺金石文化周在十笏园文化街区盛大开幕，汇集了当代篆刻精英，开展的千人千印大展活动，把与古为新的文化盛宴推向了高潮。
　　据史料记载，我国使用印章始于周代，最初的印章称为“玺”。万印楼的“印”，以战国至两汉时期官私印为大宗，陈介祺辟“万印楼”蓄之，达到了古玺印个人收藏之顶峰。在其收藏中，有两方印被称为印中珍品。一方为“淮阳王玺”，被称为中国官印之首，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另一方是被文鼎、龚自珍珍藏过的“婕妤妾娋”玉印，是印中第一位的珍品。据记载，宋代王晋卿收藏后定为汉宫赵飞燕物（后被专家推翻此说法）；明代入过严嵩家；清代龚自珍甚至为收藏此印建了“宝燕阁”；后由陈介祺购得，曾将此印置万印之首。
　　“印篆周秦一万方”，足见收藏之古、数量之多和倾力之心。陈介祺对所藏古印“精选细收，去伪存真，去伪去近”，进行了严格地鉴别，按印式、印材分类，一类一举，“叙姓以韵，同者以钮，回文反文，朱白界道，类中以复别之”。成书《十钟山房印举》，震动了整个金石学界和印学界，被誉为“印谱之冠”“印学之宗”，至今仍然是印学界的传奇。
　　万印楼收藏的青铜器，器形多样，浑厚凝重，是陈介祺一生非常重要的收藏。特别是毛公鼎、曾伯簠、兮甲盘等，是陈介祺收藏鉴精之珍品。器内众多的铭文，对我们了解古代社会、思想和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陈介祺最为看重的毛公鼎，其出土，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它属于西周晚期青铜器，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它大口腹圆，三足双耳，纹饰简洁，朴素端庄，典雅古朴。咸丰二年（1852年）由陈介祺花重金购得收藏。毛公鼎由做器人毛公而得名，是迄今发现的铭文最长的青铜重器。铭文是成熟的西周金文，奇逸飞动，饱满庄重，充满了无与伦比的古典美，可谓稀世珍品。被郭沫若誉为“抵得一篇《尚书》”。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兮甲盘，也称兮田盘、兮伯盘或伯吉父盘，属于西周晚期青铜器。宋代出土，后由陈介祺收藏。该盘铭文13行133字，书体厚实壮美、风格独特。王国维有言：“此种重器，其足羽翼经史，更在毛公诸鼎之上。”有极重要的文献价值。
　　“陈侯因资（上次下月）敦”属于东周时期的青铜器，共有铭文8行80字，有关于黄帝最早的记载。首次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了“高祖黄帝”一词。
　　天亡簋是西周时期著名的青铜器，又名“大丰簋”“朕簋”。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陕西出土，同年由陈介祺收藏。天亡簋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物，同时是西周断代青铜器标准器，有铭文8行78字，记述周武王举行盛大典礼祭祀周文王，是铸器人对周文王父子的颂辞。铭文字形参差错杂，在拙补散乱中显示运动与和谐之美。铭文押韵，是我国韵文最早的表现形式。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陈氏十钟”，因陈介祺的收藏而得名。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青铜钟。名为“十钟”实为十一件。取其整数曰“十钟”，由此陈介祺名其书斋曰“十钟山房”。
　　陈介祺收藏的这些珍贵青铜器，为后人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同时也奠定了他在收藏史上的翘楚地位。
　　陶文是古人在陶器上刻画的文字符号，有学者指出陶文可能比甲骨文更早。陈介祺是古陶文字最早的发现者、收藏者和有贡献的研究者，是当之无愧的超前古文字史探索者。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陈介祺得到了出土于即墨的一件古陶残片，上有文字，通过考证，鉴定为三代古陶文，称其为“黄金不足比其重”，并自号“齐东陶父”，名斋曰“三代古陶轩”，于是开始了对古陶文边收边拓边考释，此举也得到金石同道的充分肯定。古文字学家吴大澂称：“古陶残字与金石并寿，奇文逸体，可补鼎彝款识所不及。”在随后的几年里，陈介祺共收集陶文残片近5000件，并拓印4043纸，编成《簠斋藏陶》《簠斋陶文释存》等。“陶文齐鲁四千种”，便是他广泛收藏的生动写照。他通过研究指出：“古陶文字不外地名、官名、器名、作者、用者姓名与其事其数。”这一结论为陶文研究者指明了方向。陈介祺的陶文收藏与研究至今都有着无可替代的学术意义。他所藏的陶文残片及器物大部分收藏于青岛市博物馆。
　　封泥的使用最早见于先秦文献。封泥，又称“泥封”，是古代用印的遗迹，即盖有古代印章的干燥坚硬的泥团。它主要用于封缄简牍文书，以防泄密和备检核。陈介祺对封泥的研究是其古文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两汉魏晋时代，人们以简刻字记事。遣使传信时，把简捆成一束，在绳子打结处用泥封固，加盖官私印，这就是封泥。晋以后，纸张代替了简，封泥渐废。长期以来人们对此无认识，最早发现封泥的是金石学家刘喜海。陈介祺受其启发开始了对封泥的收藏研究，并与古文字学家吴式芬合著了中国首部封泥专著《封泥考略》，录入了两家所藏封泥，并在定名、断代、证史、辨伪等方面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此后，封泥的历史价值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研究封泥已经成为现代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古代官制、地理、文字等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诗人李商隐在诗中提到“一春梦雨常飘瓦”，描绘了雨打屋檐的情景，赋予了瓦当一种诗意的美感。瓦当，作为中国传统屋顶构件，指陶制筒瓦顶端下垂的特定部分，主要功能是防水、排水，保护木结构屋架的檐头，美化建筑。瓦当图案丰富多彩，人物、鸟兽、昆虫、植物无所不包。陈介祺收藏的瓦当主要是秦汉时期的文字瓦当，有900多件。瓦当文以篆隶为主，内容大多是吉祥语，如“长乐未央”“千秋万岁”“与天无极”等，也有的写建筑物名称，其艺术性、学术性类似玺印，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和审美价值。陈介祺对许多藏品都进行了拓制和考释，这些研究成果收录在《陈簠斋藏瓦当文字》等文献中。
　　铜镜是古人照容的日常用品，其制作精良、形态美观，背面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中国古代青铜艺术文化遗产中的瑰宝。陈介祺收藏的铜镜，镜种丰富，涵盖了从汉代至明代多个时期，贯穿整个铜镜发展史。精品藏品至少200面，自题“二百镜斋”。不仅有不少纪年镜、名品镜，更有至少20面不见任何著录的孤品镜。这些藏镜的铭文书体、纹饰图案、款式造型极其精美，有很高的历史与审美价值。镜上的铭文有很多颇具文采的佳作，从内容到书法艺术，也展现了古代文化的辉煌，是研究古文字的生动素材。
　　中国的古币又称泉、布等，品种丰富、多姿多彩。收藏研究古币涉及货币史、金石学、古文字学等若干知识。陈介祺收藏的古币、钱范达近千件。数量大、品种全、质量精，有许多珍稀品种。他经常与古币学家李佐贤、刘喜海、鲍康等切磋，交流信息，并写下文稿，阐明了古币学与古文字学之间的关系，以文字判断古币的年代、国别，共同推动了古币学的发展。
　　书画是古老而又充满生命力的艺术。陈介祺还富藏书画，据他自己罗列所藏，精品真迹有十几种。
　　陈介祺的其他收藏数量也很大，不乏精品，如汉画像石、碑碣，都是古代遗留的艺术精品，如著名的“君车画像石”等。还收藏有石刻佛造像25种。古砖收藏300余件。兵器包括齐、燕、楚、秦、晋等国的兵器60余件。还有一些铜件，如饰品、带钩、车马件、烛台、容器等。陈介祺热衷收藏，涉猎十分广泛，更难得的是，他不只是藏品的拥有者，更是守护者、研究者和传承者。
　　万印楼陈列室的墙上有一段话：“好名之心不必有，传古之志不可忘。所好所知，只是求一个真，只是要学不厌。”这正是陈介祺一生追求、热爱、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实写照。他以强烈的使命感从事古文物的搜集、整理、收藏、研究，并以拓本、考释、专著、书札等形式把成果传播到整个金石学界。他的研究成果对现代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博物学、印学等多学科的形成，有着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