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静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厢情愿地认为手艺人都是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他们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依然坚守着传统技艺的慢速简拙，这种不为外界所扰的静心，值得大书特书。直到我翻开阿木所写的这本《不向手工说再见》，我才意识到以前的想法多么傲慢无知。
　　阿木在自序里说，自己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手艺“同情心泛滥，只要是双手做出来的东西，都觉得是好的，给人贴上‘手艺人’的标签，附上混合着怜惜的敬意。”这种浅薄的想法，又何尝不是大众的浅层认知？在采访过斫琴、造纸、修理、剪发、制茶等8个行业的几十位手艺人之后，不仅阿木，读者也对手艺有了新看法。当取下外界赋予手艺的光环，将其放到生活之中，就会发现手艺其实源于我们的生活，那就是无处不在的“手工”。小时候妈妈织的毛衣，爸爸做的木头玩具，我们折的纸船、纸鹤，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有人做，一直都是人们生活中的乐趣之一。
　　什么是手艺？那些放置在明亮的玻璃橱窗后只可远观不可近玩的是手艺，那些我们随手叠起来的“桌面垃圾筐”、跟着教程钩织的毛线拖鞋、缝得整整齐齐的扣子同样也是手艺。手艺就像鲜花，生活就是土壤，只有扎根于土壤之中，鲜花才有更加鲜活的生命力，才能源源不断地结出种子，将手艺代代传承下去。
　　《不向手工说再见》打破了大众对手艺的刻板印象，也写活了一个个手艺人。阿木并没有避讳那些现实中的问题，反而以非常坦诚的方式呈现给了读者，让读者自行去判断。比如斫琴师傅宋增霖承认高科技的无所不能，但他坚持沿袭古人方法斫琴，即便这种方式非常不利于提升效率，“孰优孰劣不好说，这是每个人选择的自由”。比如芒团手工纸名气大了之后，开始供不应求，为了提升出品量，降低劳动负担，当地村民商量着用机器代替人工捶树皮，却被有关方面拒绝了，理由是用机器造纸会影响芒团手工纸的价格，反而更卖不上钱。比如在苏州桃花坞年画博物馆从事创作的乔麦，对年画的守正创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果现在我们只做复制，一百年后我们的后代看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空白的，那我们的生命又留下了什么？”四百年前的作品固然好，但这些作品，不也是四百年前的创新吗？比如雕版印刷技艺爱好者、普及者王璐，面对“越早年代的刻本越精致”的说法，直接给予了否定，他说“很多人都有这种好古情节，但作为专业人士，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越往后雕版技术越成熟，清代同样有很精美的刻工。”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修钢笔的老人张广义。由于老人不接受采访，于是阿木便以旁观者的角度，从侧面描述了他对修钢笔的热爱。令人意外的是，老人不接受采访，恰恰是之前接受了太多次采访，让他对所谓的采访产生了厌倦。太多前来采访他的人，已经在心里预设了问题和答案，大家的目的也都一样，希望在采访对象的回答中，找到自己所认为的“匠人精神”或者“情怀”。这种僵硬地、机械地重复，浇灭了老人对采访的热情。阿木对此进行了反思，说“它就像我和采访对象一场心照不宣的共谋，我们知道读者想看什么，于是我们制造什么。”作为一个媒体人，当我读到这一章节的时候，仿佛当头棒喝。我参与了无数次采访，对于采访对象，我也无数次地提前预设了自己的立场和方向，期待着他们沿着我设定的轨迹回答问题。什么是采访？我真正了解对方吗？我与对方对话，仅仅是为了写一篇报道吗？我问我自己。阿木没有答案，我也没有答案，但我们都知道，答案其实就在眼前。
　　阅读此书之前，我们可能会被“手艺人”这三个字误导，以为都是那些离我们日常生活很遥远的人和事。可翻看以后，就会发现阿木选取的行业，不止于非遗，还有“理发师”“裁缝”“茶艺师”等常见的人。甚至阿木自己都称写这本书的过程就是“手工作业”。书里的“手艺人”们也不都是清心寡欲、无欲无求的人，他们也要生活，作品也要和市场接轨，有利益就会有纠葛。说到底，我们每个人，也都是“手工生产线”上的一员，也是某一行业、某一领域的“手艺人”。所以，无需用放大镜去看待那些手工艺人，无需为他们贴上各种标签。世界由无数人的双手共同创造，其中自然包含你我，如此说来，我们又怎能不算是“手艺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