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国强

　　说起曹鸿勋，潍坊人是自豪的。他是清代状元，做过皇家子嗣的老师，当过贵州和陕西的巡抚，创办“延一井”被称为中国石油工业创始人。对了，还有他的书法，他的朋友称赞说“有天授之异”，大概是说，他的书法天赋就像老天追着赏饭吃。
　　状元确实有很多过人之处，但身处晚清那个大染缸，这是完整的曹鸿勋吗？翻开史书，原来状元也有另一面。
　　读完《潍县志稿》里关于曹鸿勋的部分，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曹鸿勋好穷，而且是从小穷到老。
　　曹鸿勋的好友高赓恩在他去世后，写了一篇传记，传记中说“公少赤贫”。曹鸿勋的父亲很早去世，这对于当时的家庭来说，无异于塌了天。没有钱上学，要么靠接济，要么靠自己去潍县城东关城墙上“背土换米”。传记里没有说曹鸿勋是怎么度过那些没有父亲的日子的，但中国人好像天生就有种不服输的劲儿，越是经历磨难，就越坚韧。那些委屈和磨难，早已经化成少年曹鸿勋的动力，在受到陈介祺等一众贵人提携后，他愈加发奋，才有了后来的高中状元。
　　印象中的状元，是红袍骏马，风光无限。曹鸿勋虽然当了京官，但“家累宿债”，依然很穷。在上书房给皇家后代当老师，穿着用度也需要非常讲究，但他买不起，只好去当铺典当东西，来置办上班所需的物品。
　　1896年，曹鸿勋补缺到云南。这已经是他成为状元的第20个年头，但他太穷了，穷到没有路费赴任，他的好朋友们给他凑了盘缠。我们没法得知曹鸿勋赴任路上的这几千里路是怎么度过的，但那个被友情充盈着的包裹，一定给了他极大的欣慰，让他有勇气身赴远方。
　　曹鸿勋或许没有想到，北京这一别就是数年。他辗转云南、贵州、湖南、陕西，直到1907年秋天，一纸调令，才让他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北京。他的妻子在陕西去世，志书中只说“殁于陕署”，我不知道他有多么悲痛。出京数年，辗转边疆，年岁渐长，爱妻客死他乡，即便官至巡抚，在那个萧瑟的秋天回到曾经辉煌的帝都，他会生出怎样的感想？只有曹鸿勋心里有答案。
　　很多事情都变了，但有件事没有变——曹鸿勋依然很穷。秋风渐起，返京路途遥远，夕阳下，他的背影显得落寞，陪伴他的有几匹驮着竹箱的瘦马，竹箱里装着他的藏书和铺盖，一省巡抚，没有些许家财。那些送行的同僚看到了，“惭为莫及”。
　　曹鸿勋不是不能富，是不肯。他任职的都是边远地区，以那时候的惯例，一省巡抚想捞钱，有的是门路，但他没有那么做，以致他死后“无一钱之积”。他痛恨贪腐，说“居官而贪，万事瓦裂”——当官的只要贪污，那任何事都做不成。
　　可以说，曹鸿勋把“穷且益坚”具象化了。经济上的窘迫、官场里的打压，一般人可能早就没有了心气，但对于经历过饿着肚子考中状元的曹鸿勋来说，好像影响不大。
　　难是难了点，但他还是想做事的。
　　1896年，曹鸿勋担任云南永昌知府，碰到一场刑狱大案，十几个人已经被确定要执行死刑。清末的刑狱案，从县到府到省，每一层都是钱。苦主倾家荡产，凶手逍遥法外。那些定了罪的案子，翻过来谈何容易——翻案就是得罪人，得罪前任，得罪上司，得罪那一层一层经手的人。
　　他没退。传记中说他“察其冤深”，这四个字沉得很。冤深，意味着那不是一般的冤，是层层包庇、积重难返的冤。我们不知道那一夜曹鸿勋添了几次灯油、翻了几遍卷宗，志书上只说他“若有神异”。最终，案子翻了，原本判死的人被释放后围着他哭个不停，他是他们的救命恩人。那一夜过后，当地人对他有了新的称呼——“神明”。
　　案牍劳形，曹鸿勋很快病倒了，病得很重，几乎下不了床，云南永昌那些朴实的乡邻排着队，带着他们认识的郎中、祖传的方子，来给他们心中的“神明”治病。
　　你看，真心总会换来真心的，对吧？
　　他办了延长油矿。这件事，今人津津乐道。可我读那段经过，心里有振奋，但更多的是酸楚。陕西延长县的油苗，德国人盯了很久，勾结本地士绅，私订合同，要攫走开采权。前任巡抚升允据理力争，收回官有。到曹鸿勋手上，他奏请试办，但当时“竭蹶万分”。这四个字后面，是钱不够、路不通、人不懂、机器要从外国买。曹鸿勋一桩桩、一件件办下来。不是为了政绩，是想给千疮百孔的朝廷再开一条生路。
　　读到后面，心渐渐沉下去。
　　曹鸿勋回到京城后挂了个闲职。第二年，光绪、慈禧先后离世，少不经事的溥仪坐在龙椅上，摄政王载沣秉政。预备立宪喊了几年，资政院开了，咨议局设了，看上去像是要变，可根子上还是那一套。亲贵用事，贿赂公行。曹鸿勋看到了什么？传记里写他“蒿目时艰，日以愤懑，郁悒而不能明言”。不能说，不敢说，说了也没用。一个没有靠山的人，能说什么呢。
　　于是，喝酒。
　　不是高兴才喝，是心里堵着一团东西，化不开，借酒浇愁。跟老朋友一起，放开了喝，喝醉了，也就不想了。他给老朋友写信，说了一句让人心惊的话：“京师事无可言喻，吾每羡张文襄、孙文正诸公早死为幸。”一个状元，一个封疆大吏，一个开先河办油矿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来。他羡慕张之洞和孙家鼐走得早，没看见后来的事。
　　我有时候想，他这一辈子图什么呢。图钱吗？身后无一钱之积。图名吗？诗文弃而不存。图权吗？他从不肯登权要之门。甲午战争那年，朝中主和之声一片，他上书力阻和议，直声震朝野。高赓恩说他“不避权要，亦不登枢密门”。不登门，不拜码头，不攀交情。在那个“人治”的世道，这样做官，能走到封疆，已是奇迹。他从一个欠债的穷书生，到状元，到巡抚，到死，还是穷。高赓恩说他“处膏不润”，这在晚清近乎神话。
　　1910年，重阳节，这个寓意长寿的节日里，六十多岁的曹鸿勋与朋友登高祈福，当然，更要喝酒。推杯换盏之间忽然痰涌，回到家就去世了。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再一年，溥仪退位，清政府灭亡。那个给他状元荣耀、也让他忧虑万分的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曹鸿勋是穷，但让他忧虑的，从来不是钱。他忧的是，那些有心无力的事。在云南永昌府深夜查案的时候，他忧虑那十几条即将屈死的命；在延长办油矿的时候，他忧虑的是款项不足、运道不通，愁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还有没有出路。在京城喝酒的时候，他更愁，愁这个王朝日薄西山，而他什么都做不了。夜深了，他一个人坐着，也许喝几杯酒。那些愁，自己咽下去。
　　我想，即便是状元，有时候也和我们一样。
　　他是状元，是封疆大吏，是石油工业的创始人，可说到底，他就是一个想做事的人，一个不愿意低头的人。只不过，他面对的是一个即将倾覆的王朝，是一个贪墨横行、病入膏肓的世道，最终“郁郁以殁”。
　　窗外的月亮很好。一百多年前，那个潍县少年大概也看过这样的月亮吧。那时候他在想什么呢？也许什么也没想，只是一个人坐了很久。
　　月亮有两面，我们只能看见一面。人也是。
　　我们记住了他的状元及第、他的封疆大吏、他的“延一井”，记住了那些刻在石碑上、印在史书里的功名。可另一面，是当铺里递出去的旧物，是朋友凑出来的盘缠，是深夜大堂上那盏独对案卷的孤灯，是醉后写下又自己毁掉的字。
　　光亮的一面，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暗的那一面，是他留给自己的。
　　状元郎，该歇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