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辉

　　又一个春天来了。
　　昨天路过虞河，看到河水冰消，一群野鸭子在河中游来游去，不由地想起苏轼的一句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古老的诗句放在今天还是如此应景，这就是大师与经典的魅力。
　　这是苏轼当年看到一幅画后题写的《惠崇春江晚景》。惠崇是宋代的一名和尚，擅长画画，曾画《春江晚景图》。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一个大文豪，曾做过密州太守，在诸城建了超然台，写下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千古名篇。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苏轼还是一名大画家，是中国绘画历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人。
　　苏轼第一次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他的绘画理念影响深远，明代大画家董其昌认为，中国“文人画”的源头活水就是苏轼提倡的“士人画”。因此，苏轼也被誉为中国文人画的开拓者。
　　一
　　苏轼的弟弟苏辙曾说：“予兄子瞻，少而知画，不学而得用笔之理。”“子瞻”是苏轼的字，苏辙说了：我的哥哥啊从小就懂画画，他也没有专门学过，似乎一拿起画笔来就懂怎么用。
　　苏轼对此也不谦虚，他评价自己：“平生好诗仍好画。”他还说：“余亦善画古木丛竹。”
　　苏轼二十岁刚出头时，父亲苏洵带着他和苏辙从四川眉山前往京城赶考，苏轼、苏辙金榜题名，中了进士，苏轼的成绩尤其突出，他的文章得到了欧阳修、梅尧臣等高官的赞赏，从而名动京城。苏家两兄弟的才华让宋仁宗都感到兴奋，宋仁宗曾高兴地对曹皇后说：“朕为子孙找到了两位宰相。”
　　苏轼中进士后的第一个官职是“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凤翔在陕西西部，在唐朝时为首都长安以西的重镇，那里有很多寺庙，庙里有很多壁画，大多出自唐代及以前的名家之手。工作之余，苏轼喜欢去周边转转，爬爬山，寻访名胜古迹。
　　有一次，他去了附近的终南山，在寺庙中，苏轼看到了王维与吴道子的真迹。王维是唐代的著名诗人、画家，曾在终南山隐居。苏轼喜欢王维那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吴道子被后代誉为“画圣”，他的画笔墨简练，飘逸灵动，被称为“吴带当风”。在书画方面，这两位都是苏轼仰慕的大师。他曾在上元夜的灯光下观赏王维的壁画，也曾花了半年的工资买了一张吴道子的画，后来，他把这幅画送给了自己的父亲收藏。
　　苏轼在终南山中“循壁终日”，将吴道子和王维的画看了又看，进行比较、研究。据考证，吴道子的画是双勾敷彩的，王维画的丛竹则是用墨笔撇出的写意形体。苏轼认为吴道子犹属画工，他更赞赏王维的画法，即用墨笔直接撇出形体。这就是所谓的“墨竹”，至此，画法与书法相通的概念成形。
　　自从苏轼大力推崇王维的画法之后，宋朝及以后的国画，大多直接以水墨造型，与唐画的勾勒敷彩大不相同。苏轼还在绘画观念上进行了改革，从写实转向写意。
　　在宋代以前，从某种意义上说，绘画并没有真正上升到艺术的高度，画家的身份更多只是一种匠人，并不是“文人”或“士人”，这当然是一种文化偏见，却是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大多数文人只是把绘画当成一种业余消遣，但是，这种随心从欲的创作，却暗合了艺术创作中“无用之用”的准则，反而更具有艺术的创造力与生命力。从而使“文人画”独辟蹊径，促进了中国绘画登上了更高的艺术殿堂。
　　这其中的历程，苏轼功不可没。
　　二
　　在凤翔任职期满后，苏轼回到京城，入选直史馆，官居六品。在史馆任职的官员，要轮流在宫中的图书馆工作，而宫中的图书馆，又收藏了大量的珍本图书、名人字画，这对于爱读书、爱画画的苏轼而言，简直是如鱼得水。
　　苏轼一生辗转各地，交了无数的朋友。其中有很多书画大家。如黄庭坚、米芾、王诜、李公麟、惠崇等。其中在绘画方面与他交流最多的，应该是文同。
　　文同，字与可，号笑笑先生，锦江道人，世称石室先生。他是苏轼的表哥。文同少年聪慧，发愤读书，“学而优则仕”，在1049年中进士，曾任太常博士、集贤校理、邛州知州、洋州知州等职。他是画竹高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特色，影响了包括苏轼在内的许多画家。文同有“墨竹大师”之称，“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就是起源于他画竹的思想。
　　作为表兄弟，文同与苏轼交往密切，他们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相近的观点与立场。文同为人清高磊落，与他同时代的人都极为敬佩。司马光曾说：“与可襟韵游处之状，高远潇洒如晴云秋月，尘埃所不能到。”“与可”是文同的字，司马光极为佩服文同襟怀坦荡，人品高洁。
　　作为文人士大夫，对于画画，文同抱着一种业余消遣的心态，但即使是消遣，文同也精益求精。他种了很多竹子，观察其形态变化，胸有成竹后，往往一挥而就。在文同的影响下，苏轼也画了不少竹子。当然，论画竹子，苏轼不如文同画得好、名气高。这对表兄弟经常合作，文同画画，苏轼在上面题诗，珠联璧合。
　　有一次，苏轼想让文同画幅墨竹，文同很久没画，苏轼等不及了，开玩笑说：你要是再不画，我就随便画上一幅，题上“文同画”，哈哈，看你急不急！
　　起初，文同对自己的画并不重视，画完了随手一放或送人，直到求画的人越来越多，他感到难以应付，不胜其烦。一次，他把人们送来请他画画的缣素扔到了地上，说：“我要把这些东西用来做袜子。”
　　文同还跟求画的人说：“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那时苏轼在彭城任职。文同对求画的人说：在彭城的苏轼，他画墨竹画得和我差不多，你们快去求他画吧！然后他给苏轼写了一封信，提起这件事，开玩笑说：“对不起，做袜子的材料要汇聚到你那里去啦。”
　　文同与苏轼是知音。提起文同的画，苏轼说：“举世知珍之，赏会独余最。”文同说：“世无知我者，唯子瞻一见识我妙处。”
　　1079年，文同调任湖州太守，赴任走到陈州时不幸去世。于是，宋神宗改调苏轼到湖州任职。后来，苏轼在文章中写道：“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
　　三
　　苏轼画过许多画。他经常在工作之余，或者是喝上一两杯酒后，在很放松的状态下拿起画笔作画。苏轼曾说：“画不能皆好，醉后画得一二十纸中，时有一纸可观，然多为人持去。于君岂复有爱，但卒急画不成也。今后当有醉笔，嘉者聚之，以须的信寄去也。”
　　苏轼更著名的是他的画论。
　　在写实与写意中，苏轼更主张写意，他强调随理赋形，而不是只追求“形似”。他在《又跋汉杰画山二首》中写道：“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
　　在《净因院画记》中，他这样论述：“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
　　明代人莫云卿在《宋苏轼画朱竹》里记载了苏轼画画的故事，“朱竹起自东坡，试院时兴到无墨，遂用朱笔，意所独造，便成物理。盖五采同施，竹本非墨，今墨可代青，则朱亦可代墨矣。”有人看到苏轼用朱笔画竹子，问：“这世界上有朱竹吗？”苏轼说：“那么，这世界上有墨竹吗？”
　　世界上的竹子本是绿色的，用墨色或朱红来画，画的是竹子的意境，是传神，而不是完全的写实。
　　苏轼强调绘画要自然，注意观察细节，为此，他还写过一个脍炙人口的例子——《书戴嵩画牛》：
　　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常以自随。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曰：“此画斗牛也。牛斗，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古语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
　　四川有一位杜处士，喜好书画，珍藏的书画作品有数百件。其中有戴嵩的画，他特别喜爱，于是用锦缎作画套，又用美玉装饰卷轴，经常随身携带。有一天，他晾晒书画，一个牧童看到了这幅画，拍手大笑，说道：“这画上画的是角斗的牛吗？牛在互相争斗时，力量用在角上，尾巴夹在两条后腿中间，但这幅画却画成牛摇着尾巴互相争斗，错了。”杜处士笑着点头，认为牧童的话是对的。古人说：“种田要问耕种的人，织布要问织绢的人。”这个道理是不变的。
　　这个故事被收入到了语文课本里。
　　由于苏轼的名气很大，在宋代，他的画就有“枯木竹石，万金争售”的景象。南宋时，邓椿的《画继》一书中，还为苏轼作了画传。
　　苏轼的画现存的不多。其中，《枯木怪石图》是典型的文人画。它构图简洁，画中有一枝枯木，虬屈的姿态有如扭曲挣扎的身躯，气势雄劲。树下有一怪石，尖峻硬实，石皴却盘旋如涡，方圆相兼，似快速旋转，造成画面的动感，显现出石头顽强的生命力。石后绘有数枝墨竹，给人以希望之感。整个画境荒空而沉郁。
　　米芾在《画史》中曾评论苏轼的画：“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此胸中盘郁也。”
　　黄庭坚说：“风枝雨叶瘠土竹，龙蹲虎踞苍藓石，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
　　画如其人。
　　画家苏轼，画的是自己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