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玉红 文/图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熙宁元年，吴奎在青州病逝。之后宋神宗下诏，欧阳修以兵部尚书、京东东路安抚使知青州。
　　900多年后，当风吹来，青州偶园内“宽简不扰欧阳修石”周围的落叶也随之曼舞。
　　此石灵气十足。“石不能言最可人”，呈谦和之感。石身底部较宽，从中部往上像伸出的一支毛笔，写不尽人世间的美，更像极了欧阳修“宽简不扰”的为政之道。
　　时年61岁的欧阳修屡遭贬谪，已心灰意懒，决计退隐，不料皇帝六次下诏，催其赴任。王安石在替皇帝草拟的诏书中有意劝说道：“青州是海岱名都，曾是姜太公的封地，又是安抚京东路的军事重镇，只有你这样的重臣才能担当此任。”
　　欧阳修登上了汴水的官船，怀着对王安石变法的不甘，怀着多年思归颍州却不被允许的遗憾，同时还怀着对青州生活的向往，飘然去往青州。
　　欧阳修到达青州后，被这里的人文风情和地貌深深地吸引。在其位负其责，他立志不辜负朝廷及青州人民对自己的期望。接着，他上疏《知青州谢上表》。
　　既然到了青州，欧阳修便一心为民所想，为民谋利。他一直秉持宋代以儒家为核心的民本思想，把青州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作为士大夫，他以天下为重，耳边时时响起“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训谕。其母亲郑氏在欧阳修被贬陷入清贫时也鼓励安慰，时常跟他聊起父亲公正执法的事。母亲对他说：“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
　　欧阳修继承了父亲和叔父的思想，天性仁良，断狱执事从宽。他曾说过：“汉法惟杀人者死，后世死刑多矣。故凡死罪非已杀人而法可出入者，皆全活之。”
　　这样的欧阳修，在少年时意气风发，砥砺改革，推行古文。他在洛阳时，上司王曙严厉地训斥他们说：“你们看寇莱公(寇准)这样的人，尚且因为耽于享乐而被贬官，何况你们这些人在才能上比不了寇莱公，怎么还敢这样呢？”大家都被训得不敢作声，欧阳修年轻气盛，反应敏捷，回嘴说：“寇莱公后来之所以被贬官，不是因为耽于享乐，而是因为一把年纪了还不知道退隐。”欧阳修在中年时直言劝谏，不徇私情，在暮年也有着匡扶正义之心，不畏强暴。
　　大宋清明上河的往事已经湮没，欧阳修却给青州这片土地留下了美文佳句和一片清风，践行了一个良心文人的诺言：“所至民便，既去民思。”
　　《宋史》写他：“凡历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民便之。”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也多次述及“宽简”施政而政事不弛的情形：“民间兴利趋公，事且百端，昏然而不能省。若常时公事则绝简，过客亦稀。”
　　已过花甲之年的欧阳修，在青州继续奉行“宽简而不扰”。他待人宽厚，到任三五天后，事已十减五六。两个月之后，“官府阒然如僧舍”。欧阳修也得到了青州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他真正体会到青州这座海岱名都与喧嚣繁华的汴梁城的不同。
　　欧阳修在青州两年之后，青州出现了“年丰时稔，盗讼稀少”的景象。他曾对下属说：“治民如治病。彼富医之至人家也，仆马鲜明，进退有礼，为人诊脉，按医书述病证，口辩如倾，听之可爱，然病儿服药云无效，则不如贫医矣。贫医无仆马，举止生疏，为人言脉口讷不能应对，病儿服药云疾已愈矣，则便是良医。凡治人者不问吏材能否，施设何如，但民称便，即是良吏。”他拿治病打比方，诠释了自己的施政方略。欧阳修在青州倡导仁孝、教化乡里、为民减负，深得民心。
　　在青州，欧阳修非常思念颍州，他向往卸任后回到颍州过湖水相伴的生活。虽有辞官归隐之心，但他清楚在任职期间，要把老百姓的问题放在首位。
　　王安石的青苗法初期在河北路、东京路、淮南路三路试行，然后再全面推广。欧阳修发现青苗法的实施给老百姓带来危害，害大于利。为了顾全大局，他与韩琦、苏轼、司马光等众位大臣就青苗法的内容及推行过程中的弊病提出了意见。
　　熙宁三年(1070年)五月，欧阳修以《言青苗钱第一札子》《言青苗钱第二札子》连接两次向朝廷上奏，批评青苗法带来的弊端。欧阳修上奏道：“必欲使天下晓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则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纳元数本钱，如此始是不取利矣。”从中可以看出，欧阳修的本意是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维护国家的长远利益。宋神宗鉴于青苗法存在的实际弊端，接受了欧阳修《言青苗钱第一札子》的意见。
　　宋代虽然经济繁荣，但由于对内的冗官冗费，农民负担沉重，财政时有困难。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欧阳修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不计个人的安危和得失，主动挑起了拯救社稷的重任。纵然遇到很多挫折和打击，但救国的雄心壮志始终未泯。
　　欧阳修与知青州的富弼、范仲淹都有过交往，他们都怀有忧国忧民之心、忠君爱民之情。欧阳修刚毅正直，帮助友人从不图回报，提携学生却不结党营私。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与富弼、韩琦一起主持朝政。这时，北宋内重外轻的政策酿成“冗兵”“冗官”“冗费”的沉重负担，国力衰微。范仲淹在欧阳修等人的支持下，推行“庆历新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裁减冗员，整顿朝纲。但新政触犯了官僚阶层的利益，范仲淹等革新派被逐出朝廷。范仲淹被贬谪时，欧阳修仗义执言：“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四人，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恶者之大忌，谋臣置而不用，乃是敌人之福啊。一旦被罢黜，而让奸邪相庆，蛮夷喝彩，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呀。”欧阳修为此受牵连，被贬为滁州太守。后来范仲淹升迁后，聘请欧阳修为书记官。欧阳修笑而谢绝说：“我昔日的举措岂是为了一己之利？我们虽然同时被斥退，但也不必同时升迁。”
　　欧阳修在青州时，也常感念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范仲淹，曾赋诗刻石于范公亭。他曾作《朋党论》一文以进呈仁宗。在文中他议论道：君子以志同道合为朋，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为朋。君子会携手同心、互相扶持、始终如一，所以说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直言不讳、坦荡交友、坚守正义，是欧阳修一贯的交友作风。“君子之交淡如水”，或许就是欧阳修交友的写照吧。
　　熙宁三年，欧阳修将先前写好的《先君墓表》进行了精心修改，改名为《泷冈阡表》，以悼念自己的父母。《泷冈阡表》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袁枚的《祭妹文》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祭文。欧阳修为父母撰写《泷冈阡表》后，以青州特产青石刻碑，载运回祖籍。这也是出于欧阳修对青州青石的厚爱，他在父亲去世六十载后，选取了青州青石作为载体，书写了对父母的感恩和怀念，这在金石历史上打上了青州的烙印。
　　清朝乾隆皇帝给予《泷冈阡表》极高的评价：“若夫垂诸万世，使酷吏读之亦不觉泫然流涕者……盖言有其实斯有其文也。”
　　庆历八年(1048年)春，欧阳修告别滁州时，以“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的心情离去。熙宁三年七月，他离开青州时，是否也怀着不舍的情绪呢？至少，两年的光阴，他的德政惠民润青州，现如今，依旧让青州百姓念其“所至民便，既去民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