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静

　　公元695年，36岁的贺知章决定到长安参加科考，高中之后，他在长安生活了将近50年，见证了开元盛世的无数瑰丽浪漫。某一年，可能是在酒后兴致突发，也可能被璀璨灯市耀花了眼，贺知章大笔一挥，写下了气势雄浑的《太和》。“昭昭有唐，天俾万国。列祖应命，四宗顺则。申锡无疆，宗我同德。曾孙继绪，享神配极。”时隔一千多年以后，这些词句仍像一声声强劲的鼓声，重重地锤在每一个读者心尖。
　　那样的盛世，该是何等的景象！五光十色的杯子盛满海内外运来的美酒，纸上铺满了李白、杜甫、孟浩然、王昌龄的诗句。颜真卿的书法、吴道子的丹青、李龟年的音乐，这些与市井街巷的笑声、歌声、琴声糅合到一起，飞入千家万户，成为后世憧憬的绝唱。744年，贺知章在会稽山的云雾中溘然长逝。在极大繁荣中度过一生的他断然不会想到，仅仅12年之后，盛世就走到了尽头。随着李隆基仓皇逃离长安，盛世与长安在古代世界的华彩，戛然而止。
　　关于安史之乱，可读的书有很多，张明扬的《弃长安》是最近几年广受好评的一本。与以往线性叙事方式不同，张明扬选择以特定的某个人在安史之乱前后的表现，来补充更多历史细节。这些人，既有大众耳熟能详的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杨玉环，也有不那么熟悉的颜杲卿、张巡、哥舒翰、李亨。既有醉生梦死不知所谓的权臣宠妃，也有誓死捍卫大唐荣耀的官吏将军。这中间，又夹杂着世人从那些千古流芳的壮美诗篇里，一点一点拼凑出来的诗人形象。
　　盛世不是一蹴而就的，盛世也不是一夕就垮掉的。开元年间的贤相集团，到了天宝年间，已经变为佞臣当道。看似和谐的君臣关系，却始终在猜忌内斗中走钢丝。而热闹喧嚣的街市，底下也暗暗涌动着危机。“盛世将逝未逝之时，风暴将起未起之刻，是局中人最为焦虑的时刻，这不是唱衰，这是恐惧。当然，这并不妨碍帝国的大多数精英还在纵情声色，或麻木漠然，或及时行乐。”张明扬以尖锐的笔触，一语道破时局天机。
　　是该愤怒的。愤怒于李隆基，识人不清、用人不察不说，身为大唐皇帝，战乱刚起居然没有半点抵抗，就这么轻易地放弃都城，放弃长安这座城市和上百万百姓，何来颜面苟活于四川做“太上皇”？！愤怒于杨国忠，无能鼠辈攀附裙带关系上位，既无才能也无胸襟，除了溜须拍马、争权敛财，甚至都找不到什么正面描写，活该遗臭万年！
　　是该痛惜的。颜杲卿是颜真卿的堂兄，安禄山起兵后，他临危受命死守常山，后因王承业拥兵不救，被安禄山俘虏后割舌就义，随父死战的儿子颜季明也被杀害。颜真卿听说消息后，怀着巨大的悲痛写下了《祭侄文稿》。张巡是真源（今河南周口市鹿邑县）县令，与睢阳太守许远一道，率领六千余唐军，在外无援兵、内绝粮草的情况下，与十余万叛军展开厮杀，最后城破身死，留给历史一个“双忠”的背影。让人难以释怀的是，睢阳城破三日之后，大唐援军，来了。
　　还有一些更加矛盾的情绪，在阅读的时候始终萦绕心头。我们熟悉的李白，才华横溢狂傲不羁，但现实的残酷在于，这份才华只给了诗。游走政治场所需的人脉、心机、和光同尘和隐忍，他都没有。战乱之际，他甚至写诗盛赞安禄山大军勇猛。长安，终归只是李白的幻象与长醉。王维，从高门子弟到叛军归顺人再到秋后算账的阶下囚，他的“诗佛”之名，看似来自于淡泊名利的田园生活，实则是被困在了当年苟且偷生的懊悔中。这一困，就是一生。春山之望，无解。长安，是王维无法越过去的自我拷问。
　　以及乱世里的善恶交织。贤相张说，是缔结盛世的功臣之一，但他的两个儿子张均和张垍，都叛变了唐朝，投靠安禄山并得到了重用。阴险狡诈的奸相卢杞，世人提起无不唾骂，但他的儿子卢元辅，却以名节著称于史册。还有陈希烈、达奚珣，都曾是李隆基的亲信，结果成了软骨头。这些人的转变，哪能用几个词就能定义的？人性自古就是复杂的，多面性才是一个人的全部。
　　长安，长安！长安到底是什么？是汉唐的起点，是汉唐的终点。杜甫死后，文学意义上的盛唐就此完结了。甜美的杯中酒，富贵的纸上花，从弃长安这天起，就再也不复当年盛况。长安之后，中国封建王朝的都城，再也没有重回世界之都。无论是帝王、宠妃、宰相还是边将、诗人、宦官亦或是枭雄、叛将、贰臣，每个人都深陷于走不出的盛世困境，每个人都在寻路突围，每个人都付出了自己的代价，每个人都回不到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