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光乐

　　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妇女，她勤劳、质朴、坚韧、善良，为人谦和可亲。
　　1942年，母亲出生在安丘西南山区的小村落，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就像一个陀螺，一刻也闲不下来，她常常披星戴月，早出晚归，白天参加完大集体的劳动，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继续操持家务，为我们姐弟五人缝补浆洗。我始终认为，世上所有的苦难几乎都被母亲吃尽了，她那饱经风霜的脸庞和满头华发诉说着岁月的峥嵘。
　　母亲的童年充满了辛酸、苦难与泪水，艰苦的生活也锻造了母亲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品格。1947年9月，担任华东野战军排长的姥爷在沙土集战役中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4岁，后被安葬在这片洒过热血的土地上。年仅5岁的母亲便和姥娘、年幼的舅舅、小姨一家四口相依为命。
　　那个年代，山村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母亲从八岁开始到七八百米外的南大池挑水，当时挑水只有木桶，两个木桶就达四十斤。刚开始挑，也只能在每个桶里盛五六斤，担上水后，整个人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东倒西歪。等母亲磕磕碰碰把水挑回家，人一下子瘫倒在地。当时最难的是姥娘家一年吃不到几斤粮食，连窝窝头也吃不上，几乎天天熬点菜汤喝。当青菜吃完了，就上山坡挖野菜，甚至吃树叶。最后没办法，姥娘便领着母亲到外面去要饭。
　　农村大集体时，母亲的能干在全村是出了名的，就连男劳力也自愧不如。母亲说，她从12岁就参加大集体劳动，有一次，她从离生产队七八里外的山坡上挑回150斤地瓜秧，有一段山坡路很难走，坡长且陡，这150斤的担子压得母亲肩膀生疼，但还是坚持把担子挑到生产队。那一年，因劳动积极，表现突出，母亲被生产队奖励了30元钱。后来，母亲又多次被表扬奖励。由于过度劳累，母亲的脖子后面被生生压起了一个大肉包，双手十指严重变形，直到现在还伸不直。她们那辈人，出过大力，流过大汗，受过大累，不仅要参加本村的农业生产，还到外地出过工，特别是冬闲时，母亲随男劳力一道参加水利工程建设，修过水库、筑过坝、砸过夯、挖过沟等。
　　改革开放后，农村各方面条件得到很大改善。父母依靠党的好政策，开过代销点、养过猪羊、种过果树，走街串巷卖过油条、蔬菜等，我家的日子也慢慢好起来。
　　母亲对儿女的管教十分严格，她用朴素的思想和言行教我们为人处事的道理，告诫我们要守规矩、懂礼貌。等我和弟弟长大后，正是家里需要劳力的时候，尽管父母年龄大了，却没有把我俩留在身边，而是支持我们参军报国，鼓励我们到部队建功立业。后来，我和弟弟先后入伍。服役期间，我们谨记父母的嘱托，爱岗敬业，踏实肯干，多次立功受奖。弟弟军校毕业后成为空军某部技术骨干，我作为新闻宣传优秀人才继续留队工作。时至今日，每次回到老家或者在电话中，母亲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你爹是党员，干了一辈子村干部，没沾过公家的一丝一毫，人家说不出‘半个不’字来。你也是公家的人，一定要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如今，历经沧桑的母亲不仅领到了养老金，作为烈属子女还领到了国家发放的抚恤金。每谈及姥爷，母亲仍不能释怀，双眼总是满含泪水。姥爷之于母亲，印象是模糊的；姥爷的牺牲之于母亲，也是最为沉重的打击。我深深懂得，一个5岁的孩子失去父亲意味着什么，母亲为什么眼里常含泪水？因为这泪水不仅包含着对姥爷的深切怀念，也包含着母亲成长历程中太多的辛酸与无奈。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当兵来到菏泽，来到了这片被姥爷及先烈们鲜血浸染过的土地上。我曾先后多次到过沙土镇，寻访姥爷的革命足迹，缅怀先烈们的丰功伟绩。母亲曾深情地对我说：“国家没有忘记生活在农村的革命烈士子女们，我这把年纪还能领到国家抚恤金，得感谢共产党，感谢新时代！”这是母亲的肺腑之言。
　　生活在繁华盛世，沐浴着党的恩泽，母亲内心是幸福的，也是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