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静

　　公元629年，玄奘为了寻求佛学真谛，横穿亚洲开启了一场史诗之旅。一千三百多年以后，来自美国的汉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从西安出发，穿过丝绸绿洲，攀越崇山峻岭，途经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最终抵达印度那烂陀，而后折返中国。
　　这是两个人隔着千年历史时光的相遇。玄奘西行，是为了解决佛教要义说法不一的困惑。1999年，理查德西行，却首先承认自己并不期望寻求终极真理，那些旅行类书籍开头常用的写作手法诸如经历了精神或爱情的危机等等对他也并不适用。理查德的生活没有分崩离析，也没有戏剧性的突发状况，之所以进行这次旅行，是他已年过五十，只是想趁着现在还有时间和精力，赶紧把这件事完成而已。这种写作最大的好处就是，避免了作者为解开思想迷茫而陷入的自我辩证，读者可以跟着理查德以相对客观的角度看待沿途国家的兴衰。
　　比如玄奘当年从铁尔梅兹渡过阿姆河进入阿富汗，翻越兴都库什山，参拜巴米扬大佛，在喀布尔停留，再进入巴基斯坦。但到了理查德这里，因为时局影响，铁尔梅兹与阿富汗之间的边境已经关闭，他只能走到桥边，隔河遥望阿富汗而感叹：当年阿姆河上没有桥，但很容易穿过河流，现在这里有了桥，然而到达河对面却绝无可能。再比如，玄奘西行目的地那烂陀，当时有全印度最大的寺院，来自各地的学者们聚集到一起，开展各种交流辩论，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现在，理查德只能去城郊，在种着蔬菜稻谷的农田里与几个来学习的外国人聊天。他试图学习冥想，听见的却是鸟儿在歌唱，有人在刮擦水壶，摩托车发出突突声，路上女人们叽叽喳喳聊着天，脑海里想的是脏兮兮的动物在垃圾堆里觅食。他希望和其他人讨论一下玄奘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可谈完之后，内心的怀疑却更多了。
　　“你觉得玄奘想要找到什么？这些哲学又有什么用？”理查德问对方，同时也在问自己。尽管不是第一次来到这些国家，尽管对这些地方有很深的见解，尽管出发之前并没有产生精神困惑，但一路走来，从飞扬的尘土、炎热的天气、热情的人群、守信或不守信的交往中，理查德的一些想法还是在慢慢改变。他不相信婚姻，也不喜欢家庭，认为“家意味着承诺，承诺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可后来折返回中国，坐在从敦煌驶往西安的车上，看着不断退后的群山，他想的却是：“母亲、姐姐一家，那是我想念的家。”结束旅途后，他和中国女友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通过旅途，他重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进而改变自己。
　　理查德师从费正清学习中国文学和历史，1972年第一次到中国，1980年任《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他对中国文化很了解，熟读《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西游记》，但客观来说，旅行中，他身为欧美人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依然在一些细节中不自觉流露出来。最后一段行程的中国司机很热心，可他怀疑对方另有目的，觉得对方的笑容“假惺惺”，认为司机想从他身上捞钱。这种心情可以解释为历经4个月的舟车劳顿，加上旅行结束在即，他心情浮躁不堪。可又怎么解释，面对精美的敦煌壁画，他想的不是壁画的历史价值，而是为偷盗壁画的强盗斯坦因、伯希和辩解呢？归其本质，还是偏见思想作祟。他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忘记了中国人的角度、中国历史的角度、中国文化的角度。强盗就是强盗，更何况被偷盗走的历史文物，并没有被好好对待。藏经洞的百年悲切，最终还是由中国人扛下了。
　　当然，也无需因为这些内容就否定这本书。尽管不情愿，可理查德最后还是别别扭扭地承认看错了司机，在“被打败了、被超越了、被羞辱了”的心情中得到了解脱。他也敏锐地察觉到了20世纪末中国大地上处处涌动的蓬勃活力，与第一次来中国时截然不同。最重要的是，理查德悟到的旅行意义更加接地气：花一点时间思考，确保生命不会毫无意义、未经反省地匆匆流逝。找一段时间离开生活的惯常轨迹，战胜人到中年的踌躇犹豫，像年轻冲动之时那样勇敢上路，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胜利，但也是这些生活里看似格格不入的部分，让我们的人生更加丰富有趣。
　　李硕在《历史的游荡者》中开篇明义：人都要结合自己的阅历、认知去读书，要读“一手材料”而非“二手研究”。读完《究竟之旅》，我想，是时候翻开《大唐西域记》，去走一趟属于自己的究竟之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