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斌

　　“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一块大石，曾经被冷落弃置，在人世间经历了一番后，这块顽石身前和身后的故事却被流传开来，成就了千古经典《石头记》。而在古密州的土地上，也有这么一块奇石，历尽轮回流转，带着一身的传奇，落户在诸城博物馆的展厅里。
　　诸城博物馆陈列的这一方砚洗，砚池形似半圆，是苏轼在密州（今诸城）为官时于辖地安丘所得。砚洗正面横刻行书“半潭秋月”四字，左侧竖刻“眉山苏轼”。背面弧形立面上刻隶书跋文。据专家考证，砚洗正面所书“半潭秋月”与“眉山苏轼”，行笔浑厚，潇洒豪放，当出自苏轼之手。
　　关于这块奇石多舛的命运、传奇的往事，坊间多有传说。如同《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一样，许多珍贵文物的诞生和流转往往充满变数，起伏跌宕，给世间人多了不少谈资。那一般无二的就是：偶然和巧合太多了。
　　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身为杭州通判的苏轼得以晋升。北宋时州府升迁事项，若是本人接受所去之处是从高往低，朝廷会优先考虑个人意见。当年苏辙在山东齐州（今济南）任掌书记，为了跟兄弟近一些，苏轼极力请求到山东任职，终如愿以偿来到密州任职。
　　在密州的辖地安丘出过一位西汉大隐——盖公，潜心黄老之学。据说这位先贤长眠于山间，此山因而得名盖公山。苏轼一心拜谒，来到了盖公山。盖公的墓葬无存，他们来到盖公祠故址，荒草颓墙，一片凄凉。感怀之余，苏轼当即决定在故址重建盖公堂。一些缘分就是这样的，在建堂挖地基时，工匠发现了一块“宝石”，整体呈淡绿色，一面平整，一面弧状。
　　苏轼听闻工地挖出了“宝石”，很感兴趣，当即令运至官邸。经研究后，决定把它做成砚洗。苏轼还写了跋文，记载在砚洗弧状的那一面；平整的一面，苏轼依据砚池的状貌，以自己擅长的行书横题“半潭秋月”，并在左侧用小字竖署了“眉山苏轼”。
　　跋文是这样写的：熙宁七年，余来守密，见此石于盖公堂故址西偏，埋没尘埃中，已作敝踪弃矣。余喜其质温润，稍为琢磨，改作砚洗，亦可为不次之擢。东坡又题，邑人刘庭式隶并镌。
　　砚洗是文人用具，用来清除砚台残留墨渍。古代文人曰：宁可三日不沐面，不可一日不洗砚。这砚洗，应当是久经苏轼之手的一件传世之物。
　　苏轼得成此砚洗，离不开一个人，就是这题跋最后提到的“刘庭式”。刘庭式时任密州通判，和苏轼是工作搭档的关系。
　　刘庭式熟悉当地的艺人艺事，他主动承揽了送原石找工匠加工事宜。工匠依据苏轼的创意，将中间砚池挖成后送回。
　　熙宁九年（1076年），苏轼离开密州。“半潭秋月”后来就销声匿迹了。到了民国战乱年月，苏轼当年主持重建的盖公堂也被夷为平地。“半潭秋月”只在老人们的闲谈里了。
　　后来失而复得的过程扑朔迷离，充满了戏剧性。
　　上世纪80年代，诸城皇华镇文化站的工作人员到农村进行文物普查工作，有个村干部反映，村里一位姓丁的农户有个刻着字的猪食槽子。工作人员来到丁家，发现了半截喂猪用的食槽，上面刻有“眉山苏轼”。工作人员顿时眼前一亮，初步判断这是苏轼用过的东西。经询问，“食槽”原来是完整的，几年前村庄搬迁，丁家为这个“食槽”与邻居发生争执，一位扛着大锤的村民路过，大声说：“别吵吵了，我给你们分开！”说罢，一锤下去，“食槽”成了两半。丁家人领着工作人员去找到那一户人家，找到了“食槽”的另一半。把两半拼对，衔接自然，失传多年的“半潭秋月”又出现了！两户村民听说是一件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同意无偿捐献。
　　人们把砚洗的流传更多地归功于丁氏文脉的传承绵延。
　　寻踪的目光聚焦在皇华镇的丁家。询问丁家人砚洗的来源，丁家声称是祖传。丁家本为诸城五大名门望族之一，明末清初出了一位著名文人丁耀亢，为清初“诸城十老”之首。丁耀亢曾移居诸城超然台附近。据推测，以丁耀亢为代表的丁氏文人是在超然台附近居住时发现和收藏了砚洗。
　　遥想当年：北宋的一个月夜，苏轼在砚洗中倒满水，远望半圆的水面就像是泛着清辉的月亮。而走近砚池，此时明月高挂，砚池里显现出月的倒影，如此清凉，如此通透。这块来自盖公堂的石头，让他想起了盖公。在西汉，盖公就道出“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齐相曹参深以为是，以此方略治理齐国，使齐国社会安定。苏轼追慕盖公，将其治国思想引为镜鉴，并躬身践行。
　　苏轼在密州任上，适逢灾年，苏轼和刘庭式关心民众疾苦，勤政爱民，率吏民抗击旱灾、蝗灾和盗灾，政绩卓越，深得民心。苏轼和刘庭式同甘共苦，二人还经常结伴沿着古城废圃，寻找杞菊充饥。那清亮的月光，像是他们清苦的日子，虽然苦，却是干干净净的。
　　据记载，苏轼十二岁的时候，在自己住处旁边的空地上挖到一块奇特的石头，石头像鱼的皮肤一样温润光洁，浅碧色；石头内外都布满斑点，敲击它，有脆响。苏轼试着把它做成砚台，发现它非常发墨。苏轼的父亲苏洵说：“这是一方天然的砚台啊。它具备砚台的本质德行，只是在外形上不够完备罢了。”苏轼十分珍爱这块砚，一直用它来写字。由此看出，苏轼更在乎砚台的内里，而不是面相。
　　苏轼来密州后，发现密州多优质奇石，这些石头质地温润如玉，有红、黄、白等色，纹理如同人手指上的螺纹，精致得连巧匠绘画都难以企及。当时水边常有孩童摸到这类石头，苏轼就用饼饵换取，很快收集了298枚，大小各异。后来他还在密州城南得到两块质地、纹理俱佳的奇石，称其为“稀世之宝”，放置于盖公堂。
　　在盖公堂，苏轼发现的是一块“丑石”，说它“丑”，是因为它的面貌不为前人看好，所以被丢弃不用。而在苏轼眼里，这却是一块好石，形不足而有玉德，它温润。
　　基于对石的鉴赏，苏轼提出了一个“奇谈”，将“丑”作为奇石审美核心，道出奇石千姿百态的美感来源，这一美学理念也被后世文人不断阐发。
　　苏轼对于艺术的阐述多有超乎常人之处。
　　苏轼论画重神而不重形似，追求萧散简远的艺术境界。他曾经有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苏轼的观点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有人认为东坡之诗说得不全面，其实他们未理解苏诗的实质。
　　苏轼的本意是：作画、写诗都要讲究抒发主体的情思意绪，不要计较于形似，死扣题目，观画观诗就应以意为主。“余喜其质温润，稍为琢磨，改作砚洗，亦可为不次之擢。”苏轼对于一块弃石，仍能发现其温润的本质，正是读懂了石头，看清了它的风雅。
　　东坡美学的另一观点是“枯淡”。他认为人们推崇“枯淡”风格的可贵，是说这类诗外表质朴干枯，内里却丰沛醇厚，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意蕴优美——陶渊明、柳宗元这类人就属于这种情况。如果一首诗从里到外都是干枯平淡，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半潭秋月”，也许隐语便是“花未全开月半圆”，人间哪得都如意，凡事只求半称心……
　　这就是苏东坡在艺术上的主张，它渗透于诗书画印、文房砚墨之中，尽显他狂放天真的本色。
　　这部“石头记”，独属于苏轼和他曾经主政生活过的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