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静

　　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马关，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用颤抖的手在《马关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至此，历时9个月的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完败告终。《马关条约》共11条，看似不多，但其内容之苛刻在清政府签署的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中都堪称罕见。中学历史课本上对《马关条约》是这样评价的：该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列强随即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这是一段令无数国人不忍回望的历史。哪怕已经过去130年，当人们再次回看黄海海战、旅顺大屠杀、保卫台湾等马关条约签署的前线事件，依然会被愤懑、悲痛、羞愧等复杂情绪左右。与研究前线战事的史料不同，历史学家吉辰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后方的外交谈判，他所著的《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详细地记录了《马关条约》从开始谈判到最终换约生效的全过程。透过此书，读者也终会明白，什么叫“弱国无外交”。
　　一
　　《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从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清政府在朝鲜战场失利说起。日本向清政府递交了“第二次绝交书”的照会，希望通过战争逼迫清政府作出更大的让步。面对此时日本的狼子野心，清政府与其说是“从容不迫”，不如说是“呆滞无策”，由于主战派还处于上风，“议和”两字遮遮掩掩。清政府把希望放在了列强调停上，派人无数次拜访沙俄、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的公使，然而并未取得任何实际成果。翁同龢在日记里写下了各国公使或托病、或泛谈甚至语出讥讽的情形，悲愤之意跃然纸上。可是，从列强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要调停呢？面对中国这块肥肉，诸列强早已垂涎三尺，恨不能替日本拟定瓜分条款，清政府又何来颜面和底气寄希望呢？！可笑，可悲！
　　最令人难过的是，就在战局更加恶化的时候，慈禧还过了个十分排场的生日，光从紫禁城西华门到颐和园东宫门的“点景”，就耗费白银二百余万两。几乎是同一时间，日军攻占了旅顺，对旅顺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2万多条鲜活的生命逝去了，他们仅仅化为了光绪案头上的一份电报，成了此后列强相互角逐的借口。而后，日本一路扩大战场，将战火从辽东燃至山东，手中的筹码越打越多，清政府终于开始派遣议和使节，先后派出德璀琳、张荫桓、邵友濂三次东渡日本。但这份“迟来的努力”，都失败了。张荫桓、邵友濂甚至因为没有一份“全权证书”，就被逐出了日本。这份“全权证书”重要吗？重要，也不重要，端看站在谁的立场。日本因为这份证书，认为清政府没有议和的诚意。但事实上，恰恰是日方没有议和的诚意，因此抓住这个把柄不放，故意使谈判破裂。
　　二
　　多重压力之下，李鸿章出马了。他带领使团，来到日本马关，与日方代表伊藤博文等人展开了谈判。由于在战场上打得顺风顺水，这极大激发了日本朝野上下的贪欲，一开始的议和方案堪称狮子大开口，不仅要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还要大沽、天津、山海关，并所有该处之城池堡垒；不仅要把清朝军队的一切军需装备交给日本人“管理”，还要补偿日本的战争支出费用。日本的贪婪与傲慢大大出乎李鸿章意料，他不复初来时的自信悠然，极度被动之下甚至想打与伊藤博文的“私交牌”试图博取同情，不出意外地被伊藤博文严词拒绝。战场上拿不到的，谈判桌上也一样拿不到。外交本就是如此，国家利益面前，个人私交情谊在谈判桌上本就没有任何价值，也不应有任何价值。最终，经过七轮谈判，李鸿章在最后媾和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李鸿章余生再也没有踏上日本的土地，他离开日本时的凄凉背影与伊藤博文返回广岛复命时的热闹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可谈判桌上的进程还没结束，从马关签约到烟台换约的20余天里，俄、德、法等列强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他们看到了日本所获得的巨大利益，于是也张开了血盆大嘴，向着清政府狠狠地咬了下去。列强们假惺惺地打着“国际公平”的旗号，肆意干涉中国内政，在以俄国为首的列强压迫下，日本最终放弃了辽东半岛。看似清政府请求列强周旋的目的达到了，保卫了辽东半岛，实则是列强联合决定了中国的命运，“瓜分中国”的狂潮由此上演。
　　三
　　《马关条约》是清政府以出卖国家主权换来的一纸和平，李鸿章也因此被很多人唾骂为“卖国贼”。将历史的进程归咎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身上是很容易的，但可惜的是，那并不是历史的真相。软弱腐败的清政府里，谁人不是李鸿章？谈判期间，无论是慈禧还是光绪亦或是朝中重臣，都明白李鸿章此次所签的，必然是一份注定被刻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不平等条约。谁都不想背负这份历史骂名，任由李鸿章数次发电报请旨，清政府就是不给出详细回复，让李鸿章自己作主。自诩清流、国之栋梁的重臣们，连直言的勇气都没有。签约的时候，李鸿章自嘲，“这正是‘全权’的体现”。
　　尽管吉辰探讨的外交不如军事那样光彩夺目，但外交实力的差距，又何尝不是国力的差距。谈判桌上的暗流涌动，就像黄海海战一样，折射出来的也是清朝的末日败局，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只是让李鸿章没有想到的是，《马关条约》不是他历史罪责的终结。清政府通过割地赔款换来的昂贵和平，并没有持续很久。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份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失权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标志着中国已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丑条约》背后的谈判，大概与《马关条约》如出一辙，与其说是外交博弈，不如说是清政府毫无还手之力，在对方的极限施压中被动挨打。那些清政府犯下的看起来很明显的谈判错误，比如对国际法则不了解，低估了电报密码的重要性，没有充分利用刺杀事件施压等，本质上对最终结果不会有什么影响。实力相当的才能称得上博弈，当双方处在严重不对等地位时，所谓的博弈，只不过是对“欺凌”的粉饰性说辞。
　　四
　　时至今日，《马关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影响仍然难以磨灭。战争可以结束，伤痛可以抚平。但历史，不能忘记。阅读《昂贵的和平》，比起愤怒，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一直持续到最后一章，因为知道历史无法更改，因为那些惨痛的过往无法抹去。
　　2012年吉辰也来到了马关，站在李鸿章曾下榻的春帆楼，久久难以释怀。春帆楼依然车来车往、生意兴隆，而对面的“日清讲和纪念馆”门可罗雀、冷冷清清。每年高达数百万的旅游大军，看樱花和枯山水的兴趣比春帆楼更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甲午战争之后，有位“蛰叟”对这段史事写下了若干问答体的感言，其中一则言及“复仇”，说“圣者仇己，愚者仇人”。实际上，“仇己”与“仇人”并不相悖，好战必亡与居安思危也并不矛盾。和平的得来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也不是委曲求全的，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才换来了如今的和平年代，“仇己”与“仇人”都不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可以止息的。
　　历史当铭记，吾辈当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