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富弼、范仲淹与欧阳修，先后于庆历七年（1047年）、皇祐三年（1051年）、熙宁元年（1068年）出知青州。三人皆以清廉爱民、善政济物深得民心，被青州百姓尊为“三贤”。其德政懿行经由三贤祠等载体传颂至今，成为青州重要的文化象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历史名人，与青州本土孕育的一代贤相王曾，均存在深刻的渊源。
　　 王曾与范仲淹：
　　贤臣知遇 道义相砥
　　王曾（978年-1038年）比范仲淹（989年-1052年）年长11岁。范仲淹一生仰慕王曾，未显达时曾数次上书王曾，得其赏识举荐，终步入中央权力核心。而后他们以公心立朝纲，以道义共匡社稷，其交往超越了寻常的知遇之恩，成为士大夫精神的一种高格映照。
　　◇赏识提携，知遇之阶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王曾任参知政事；天禧元年（1017年）九月，罢为礼部侍郎；二年（1018年），出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后调知天雄军（今河北大名）。其时，范仲淹在亳州任集庆军节度推官。不甘沉沦下僚的他，给王曾上书《上大名府主王侍郎启》。范仲淹盛赞王曾政德，表达崇敬之情；亦自陈境遇，说自己远离贤者，才疏学浅，幸逢盛世，盼望得以征召。文末恳切表达投效门下、期获提携的心迹。通过此信，王曾开始关注范仲淹。
　　天圣三年（1025年），王曾晋升昭文相。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丁母忧，守丧期间“不因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不顾礼制“越职言事”，冒哀写成洋洋万言《上执政书》呈于王曾，提出“固邦本”“厚民力”“备戎狄”等宏论。王曾“见而伟之”，对范仲淹的万言书极为赞赏。翌年，在王曾授意下，时任枢密副使的晏殊举荐范仲淹为秘阁校理。
　　王曾此举，直接改变了范仲淹的仕途，使其得以进入中央权力核心，彰显了王曾作为执政大臣发掘、擢拔关键改革人才的卓绝眼光与决断力，实为北宋中期改革思潮涌动之先声。
　　◇不树私恩，风骨标杆
　　王曾举贤任能，唯才是举，尤以“不树私恩”为执政圭臬。此理念非仅避嫌之术，实为北宋士大夫调和皇权与相权、消弭党争之祸的深层政治智慧。
　　北宋学者田况在《儒林公议》中记载：“王曾仆射有台宰之量，每进擢时材，不欲人归恩在己……范仲淹被遇极深，尝赞之曰：久当朝柄，未尝树私恩，此人之所难也。公曰：恩若自树，怨使谁当？识者以为明理之言。”
　　王曾“恩若自树，怨使谁当”的名言，如洪钟大吕，不仅令范仲淹心折，更将王曾公忠体国的执政哲思，深深熔铸进其精神血脉，为其日后秉持公心、力推新政的“先忧后乐”精神奠定了基石。王曾以自身为范，为范仲淹乃至北宋一代清流树起了风骨标杆。
　　◇隐性同盟，道义相砥
　　乾兴元年（1022年），宋真宗驾崩，刘太后意欲专权。王曾深谋远虑，严限权力边界，为仁宗亲政预留法理空间。他屡抑后党、阻外戚，终触怒太后，天圣七年（1029年）被贬青州。
　　王曾罢相仅数月，刘太后执意要在冬至日登天安殿接受皇上率群臣朝拜，时任宰相吕夷简对此保持沉默，这引起了范仲淹的极大不满，上奏欲抑制太后专权，维护君权正统。太后生气未回复。晏殊闻之大惧，召仲淹，质问范仲淹太狂率以致自己可能受连累，但范仲淹刚正倔强的脾气始终不改，又上疏请太后还政于仁宗，太后恼怒更不搭理，不久范仲淹被贬出京，通判河中府，徙陈州。
　　景祐二年（1035年）二月，王曾再次入朝，担任集贤相（亚相），三月，范仲淹就被调入中央，担任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王、范二人对昭文相（首相）吕夷简的专权均持反对立场。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上《百官图》揭露吕夷简任人唯私、“坏陛下家法”，终被吕斥为“朋党”贬黜，引发“景祐党争”。时王曾“意甚不平”，虽无力阻止，仍私下宽慰范仲淹。
　　二人立场契合，但风格迥异：王曾沉稳持重，主张“两相之争必乱国本”，力求体制内制衡，避免矛盾升级；范仲淹刚直激越，以道德理想主义对抗权术，不惜引发党争以求革新。
　　范仲淹的激烈弹劾，虽非王曾指使，却因二人立场相近，客观上加剧了吕、王两派的对立，使时人易生联想。景祐四年（1037年），王曾与吕夷简“交论帝前”，仁宗厌弃倾轧，将王曾、吕夷简及两派核心同时罢免。表面是两相不和，实则是党争失控后皇帝对中枢的清洗。王曾此次罢相成为范仲淹抗争的间接政治余震。
　　纵观王曾与范仲淹，其关系堪称北宋士大夫典范。二人行事虽异，但在根本立场上高度契合，形成超越私恩、道义相砥的“隐性同盟”。他们的交往，是北宋中期一股清正力量的体现。
　　 王曾与富弼：
　　正色立朝 薪火相传
　　王曾比富弼（1004年-1083年）年长26岁。根据史料记载与学术研究，王曾与富弼的关联远超普通同僚。
　　◇范公赏识，双相争婿
　　范仲淹曾将富弼推荐给王曾。据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所撰《富公行状》记载，范仲淹对富弼颇为赏识，亲自怀揣富公文章去拜见王曾，此举显然是希望王曾能够举荐和任用富弼。又据记载，晏殊也非常赏识富弼才华，更直接询问富弼是否婚配，意图招婿。原来，晏殊有一女待嫁，得知富弼未婚后，立即通过范仲淹促成婚事。而王曾本计划将侄女许配给富弼，但因晏殊行动更快王曾未能如愿而叹息良久。此事在民间笔记中进一步演绎为“双相争婿”的佳话。
　　景祐四年，王曾知郓州，视察政务时预言富弼将来能当宰相。当富弼谦虚说不敢当的时候，王曾告诉他晋升宰相容易，但功成身退很难。富弼晚年十余次请辞方获准，临终犹念“得全晚节”，可谓对师训的极致践行。
　　◇行状背后，政治宣言
　　宝元二年（1039年），王曾殁后一年，富弼为之撰《王文正公曾行状》（以下简称《行状》），全文超越个人悼念，堪称一篇以史立论的清流政治宣言。《行状》以王曾生平为轴，聚焦其“守正”风骨：抗君权，谏阻真宗封禅劳民，拒与佞臣王钦若同流；制后权，设计“两宫分礼”阻刘太后称帝，以“吕武之祸”警醒外戚；诛奸佞，严斥丁谓党羽“议功不及”，捍卫朝纲纯净。其“守大义不拘小节”的智慧，为士大夫立下行动圭臬。
　　王曾和富弼从未结党，却共守“正色立朝，临难不苟”的士大夫风骨。
　　 王曾与欧阳修：
　　贤相风采 跨代呼应
　　王曾比欧阳修（1007年-1072年）年长29岁。二人作为北宋政坛与文坛的关键人物，并无直接共事的记载，关系也不似门生故吏般密切。然而，他们之间却存在着一种跨越代际的精神共鸣，深刻反映了北宋士大夫群体在政治伦理、精神风骨与文学传承上的内在联系与张力。
　　◇隐性支持，潜在共鸣
　　景祐三年，范仲淹因弹劾宰相吕夷简“任人唯私”遭贬饶州。当时朝中谏官多保持沉默，右司谏高若讷非但不谏阻，反在私下诋毁范仲淹“罪当贬黜”。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听闻高若讷的言行后，愤然写下《与高司谏书》，震动朝野。信中他痛斥高若讷身为谏官却“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为保官职而迎合权相、落井下石。最终，欧阳修被贬夷陵。当时权相吕夷简主导朝局，王曾对此事“意甚不平”，他私下“令亲识宽谕贬者”。这举动表明他对革新派理念的隐性认同，与欧阳修等人存在潜在的政治共鸣，并间接提供了精神支持。
　　◇公心举才，不避众怨
　　王曾在用人方面堪称典范。他秉持“大臣执政，不当收恩避怨”的原则，从不利用选拔人才的权力培植私党、笼络人心，展现出光明磊落的风范。对此，欧阳修在《归田录》中给予了开创性的高度评价，记载道：“王文正公（曾）为人方正持重，在中书最为贤相。尝谓大臣执政，不当收恩避怨。公尝语尹师鲁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闻者叹服，以为名言。”
　　欧阳修本人正是这一精神的忠实继承者和实践者。
　　治平元年（1064年），欧阳修任参知政事，时值英宗患病未亲政，太后垂帘听政，他与几位重臣主持朝政。当英宗称赞他“性直不避众怨”时，欧阳修当即以王曾的名言“恩欲归己，怨使谁当”回应。这生动彰显了他对王曾的敬仰与两人一脉相承的政治操守——为政者当以国事为重，不避怨谤，不图私恩。
　　这种“担责不谋私恩”的精神，还深刻体现在欧阳修作为“千古伯乐”的荐举实践中。他不计政见不合，向朝廷推荐王安石，盛赞其“学问文章，知名当世”。面对政敌司马光，他同样嘉其“德性淳正，学术通明”，向朝廷力荐司马光。对于政敌吕夷简之子吕公著，他不咎既往，称其“器识深远，富贵不染其心”，并向朝廷举荐。此外，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一大批著名文人、门生故吏更是得其关键提携。
　　欧阳修如此广泛而公正的荐举活动，正是对“恩欲归己，怨使谁当”原则最有力的践行。他与王曾二人跨代呼应，共同塑造了北宋中期以公心举才、为国储贤的政治生态，他们的风采与担当精神，堪称后世楷模。
　　欧阳修对王曾的才气亦十分推崇。据《宋史·许将传》记载，许将高中状元后，欧阳修读其赋，评价道：“君辞气似沂公，未可量也。”这一评价，侧面反映出他对王曾文风的欣赏。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更生动记录了王曾的文采在当时影响之大。他详录王曾科举夺魁之作的警句，强调其文风精妙与传播之广。作为文坛领袖，欧阳修将王曾推举为文学典范，进一步巩固了其文化影响力，体现了对前辈文治成就的由衷尊崇。
　　元代于钦在《齐乘》中对王曾、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四位与青州渊源深厚的北宋名臣有精辟的比喻：青州一城，聚四公之遗风。沂公如松，根基深固；范、富如干，挺拔承天；欧阳如叶，荫蔽后世。
　　四公之交看似聚散无常，实则以青州为枢，完成了一场跨越生死的士大夫精神对话。他们共构的清廉勤政、德政化民之道，化作青州这座千年古城最深沉的文化基因，提醒世人：真正的历史丰碑，从不在金石之上，而在民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