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斌

　　华夏乡土的烟火文脉，从来都与一口口古井紧紧相依。自古村落依井而建，人烟随井而聚，井水不息，民生便不绝。正因井是故土根基的印记，古人才将漂泊异乡、辞别家园称作“背井离乡”。
　　早期先民掘土为井、构木固壁，工艺简易难抵水土侵蚀。春秋战国时期，陶圈井应运而生，成为古代造井技术的一次重要革新。这种以预制圆筒形陶圈逐节套叠、层层垒筑的水井形制，规避了土井易塌、木井易腐的弊端，工艺规整、实用性强，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广泛应用于各城邑聚落，成为城市核心生活设施。
　　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出土的陶井圈，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陶圈井遗存。
　　汉承先秦造井技艺，又将其推向极致。
　　高密市博物馆藏有一件汉代陶井圈，形制规整匀称，高62厘米，口径88厘米，底径80厘米，整体呈圆筒状，中段微束腰，线条沉稳温润，比例恰到好处。器物装饰层次分明、规制严谨，兼具实用价值与艺术美感。口沿外折下收，上饰“家常富贵”框格式四字篆体铭文一周，字形端庄古朴；外沿唇壁以圆涡纹间隔三角方格纹；腰肩位置排布八字铭文“常饮食百口宜孙子”，字体介于篆隶之间，结字古朴自然，尽显汉代书法的质朴气韵。铭文纹饰下方，均匀分布二十六道平行凸起弦纹，简洁大气；器身中心对称开凿两眼水孔，是适配取水灌溉的核心实用设计。
　　此件陶井圈为优质白陶质地，胎土细腻纯净、烧制均匀，器形周正无偏差，接缝规整无瑕疵，充分印证了汉代成熟且精湛的制陶工艺。纵观全国考古发掘成果，各地出土的汉代陶井圈大多残破缺损、纹饰模糊，完整器形实属凤毛麟角。高密的这件陶井圈历经两千年埋藏，形制、纹饰、铭文完好如初，是同类遗存中极为罕见的完整标本。
　　古物出世，向来藏着机缘。高密汉代陶井圈的现世，便是一场乡野间的不期而遇。
　　1983年，在高密大牟家镇大孙家村以南的田野中，村民平整土地时无意间掘出了这件古物。当地文化馆随即对此处进行勘探发掘，除了这件陶井圈，未发现任何伴随器物，更显其独特珍稀。后来，该器物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而清代金石考据的重要发现，为这件陶井圈增添了珍贵的文脉佐证。
　　清同治年间，潍县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觅得古陶残片，残片留存两种珍贵铭文，恰与高密陶井圈的文字完全吻合，即“家常富贵”与“常饮食百口宜孙子”。
　　得此陶片，陈介祺欣喜不已，深知其文史价值，不仅多次与友人书信研讨、寄送拓片，更专门著文考据，最初将其判定为陶瓮口沿与腹部残片。陈介祺离世后，这批珍贵陶片由潍县藏家高鸿裁收藏，诸多拓本传世至今，为后世考古研究留下了重要文字资料。经后世比对考据，这批残陶的文字、纹饰、形制规制，均与高密出土的完整陶井圈高度契合，学界推测二者大概率出自同源。
　　散落南北的陶井圈遗存，串联起汉代城邑的繁华盛景。
　　湖北纪南城遗址曾出土多节完整陶井圈。经过勘探，纪南城内及周边已发现水井数量超过500口。此外，纪南城四周还分布着大量楚墓，有封土的墓葬数量在600座左右，无封土墓葬更是不计其数。
　　水井是人居聚集的直接佐证，人口密度与水井数量呈正向关联。楚文化学者依据纪南城密集的水井群落、规模化墓葬遗址推算，楚郢都纪南城常住人口可达二三十万，已是繁华大城的程度。
　　相较于普通土井、砖石井，陶圈井建造工艺复杂、制陶成本高，绝非寻常乡野民居所能营建，多集中分布于都城、郡县等。梳理全国陶井圈出土脉络可发现，这类遗存或出自乡民偶然劳作，或源于专家系统考古，或藏于乡野静待发掘，每一次现世，都在丰富考古馆藏、完善古建研究体系、填补区域文脉空白。
　　高密陶井圈与陈介祺旧藏残陶的同源印证，更厘清了汉代潍河中下游的行政与文化脉络。
　　两汉时期，潍河中下游水土丰饶、交通便利、士族聚居，是齐鲁大地繁华富庶的区域。经济繁荣、民生安定、手工业发达，才有余力精工细作、雕琢带铭文的制式井圈，这也是高密精美汉代陶井圈得以诞生的时代根基。
　　透过器物表象我们可以看到，陶圈井承载的是古人超前的工程智慧。其独创的“沉井法”建造工艺，是先秦至汉代工程技术的重大突破，原理科学、构思精妙，与现代桥梁、铁路基础施工的沉井技术高度相通。其施工流程严谨有序：先开挖直径略大于陶井圈的土井，挖至浅层水土层，置入首节陶圈；通过圈内挖土，借助陶圈自重自然下沉，逐节叠加新的陶圈，层层衔接、持续深挖，直至抵达稳定含水层；部分井圈预留二至四个穿绳孔，便于施工固定、精准对位，保障井体稳固垂直。
　　随着文化传播融合，秦汉时期陶圈井制作技术逐步向岭南地区扩散，覆盖范围持续扩大。陶井圈还衍生出礼仪功能，成为陪葬明器，寓意故土安稳、活水绵延，寄托了古人生死相依、安守家园的朴素期望。
　　全国多地重大考古遗址出土的陶圈井遗存，完整勾勒出汉代造井工艺的标准体系与规模制式。
　　高密出土的完整井圈，是整座古井的单节构件，方寸之间，可见整井规制的宏大。
　　各地古井纹饰各有特色，北方多质朴纹路，南方多简约纹样。北京龙爪槐遗址发现的汉代陶井圈外饰席纹、内饰漩涡纹；河北燕下都遗址出土的战国陶井圈，器身饰直绳纹。
　　相较各地遗存，高密汉代陶井圈集篆隶铭文、圆涡纹、三角方格纹、多层弦纹于一体，纹饰层次丰富、人文寓意浓厚，在全国同类器物中尤为珍贵。
　　从实用维度审视，陶圈井的工艺优势，体现了古人适配自然、优化民生的思想。传统砖石垒砌井壁，不仅耗材费力、工期漫长，且结构松散、极易坍塌淤积，污水、泥沙易渗入井中，污染水源、影响饮用。而标准化烧制的陶圈井，逐节咬合、无缝衔接，整体性极强。井壁能够均匀分散土层侧压力，抗压稳固、不易坍塌；槽口式唇沿设计，让上下井圈精准对位、无缝拼接，保障井体垂直规整，杜绝泥沙杂物渗入。
　　器身中部的双眼水孔，更藏着古人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设计极简却更加科学。汛期水脉充盈，地下水通过小孔缓缓渗入井内，蓄积充足活水；旱季，双孔口径狭小，能有效锁住井水、减少渗漏，最大限度保障人畜日常饮水需求。一渗一蓄之间，平衡天时旱涝，透露出先民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的生存哲学。
　　一口古井，一截陶圈，看似寻常造物，实则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高密汉代陶井圈这般精工制式的器物，诞生于两汉潍河中下游的繁华沃土。“家常富贵”是对生活富足的期许，“常饮食百口宜孙子”是对家族绵延的祈愿，质朴铭文、规整纹饰、科学工艺，将民间愿景与造物智慧融为一体。
　　岁月流转，古井已退出现代生活，但这些曾被深埋又重见天日的陶井圈，从未失去价值。它们是活着的史料，以具象的器物、精准的规制、鲜活的纹饰，佐证着先民的智慧，沉淀着古人顺应自然、精工造物、务实求真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