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铭璇

　　端午节本称为“端五”，海岱方言则称“五月单五”。所谓“单五”，是相对于十五、二十五而言。“端”者，开端也，即“开头”之意。五月之中有三个“五日”，即初五、十五、二十五，初五自是“头五”，十五自是“中五”，二十五则是“末五”。“头五”即是端五，后演化为“端午”。
　　端午节的来历众说纷纭，有以下几个说法：
　　　　纪念屈原说
　　屈原，名平，战国时期楚国人，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群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大臣靳尚嫉贤妒能，进谗诬陷，以致楚怀王怒而疏之。屈原失宠，遂作《离骚》。离骚者，离忧也。
　　后来屈原受贬遭迁，至于江滨，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
　　屈原曰：“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史记·屈原传》中只字未提屈原与端午节的关系。只有后人出版的《史记》附录注文时，才把南朝梁国吴均的《续齐谐记》中有关屈原的记载附录其后：“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常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并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以五色丝转缚之，此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续齐谐记》是谐记类作品，类似于趣闻野说般小道消息之属，难免人为猎奇成分。而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附录《襄阳风俗记》文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原通梦告妻，所祭皆为蛟龙所夺。龙畏五色丝及竹，故妻以竹为粽，以五色丝缠之。”显然，这也是传说之类，难以相信。不过现实生活中端午节祭屈原说还是较普遍。
　　 纪念伍子胥说
　　伍子胥谏吴伐齐，主张彻底灭越国。而越王施离间计，买通吴国奸臣伯嚭在吴王面前进献谗言，以致伍子胥以言获罪，被赐剑自裁。伍子胥仰天叹曰：“嗟乎！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谀臣言以杀长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而死。
　　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
　　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名：胥山。从《史记·伍子胥传》中来看，子胥之死并未与端午节相联系，后人所说的龙舟竞渡乃是纪念伍子胥亦是毫无根据。
　　　　 纪念曹娥说
　　曹娥者，曹姓之美女也，浙江会稽上虞人，生于东汉永建五年(公元130年)，汉安二年(公元143年)投江而死，以孝女闻名于时。《后汉书·列女传》中有《曹娥传》，据其记载，曹娥的父亲曹盱在汉安二年五月五日溺死，曹娥沿江号哭寻父未得，昼夜不停，连哭了十七天而投江寻父，后竟背着其父尸体浮出水面，时人称之曰孝，为其立庙，曰：曹娥庙。一个十四岁女孩竟以孝闻名于时，从此，此江更名曰：曹娥江。
　　东汉文学家邯郸淳撰文称颂，并刻成《曹娥碑》。
　　大文学家蔡邕经过曹娥碑，因天黑难辨，只好摸着刻石铭文，阅读了全文，感喟不已，遂于碑阴题“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大字。由于蔡邕还是知名的书法家，所以其题字被人刻在了石碑上。不过八个字是一则谜语，一般人莫名其妙。
　　三国时魏国主簿杨修才思敏捷，竟能解开谜底：黄绢，色丝也。色、丝相合乃是“绝”字；幼妇即是少女，女、少相合乃是“妙”字；外孙，女儿之子也，女、子相合乃是“好”字；齑臼，乃受五辛之器，受、辛相合乃是“辤”字。四字相连乃是“绝妙好辞”。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捷悟》和明代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均涉及了曹娥碑，可见曹娥果有其人。但说端午节缘于纪念曹娥之说并无确切根据。除此之外，还有越王勾践操练水兵之说。其实上述种种传说都带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当地有名有趣的事件拿到外地去未必有影响，根据诸多文献资料判断：端午节的来历，楚人以为是源于屈原，越人以为是源于勾践，吴人以为源于伍子胥，都是根据各自传说附会诠释。

　　古人的“卫生防疫日”
　　端五节，确指农历五月初五，俗以为五月是“恶月”“毒月”，而五月中的五日，是毒上之毒，称“五毒之日”。民间所说的“五毒”指毒蛇、蝎子、蜈蚣、壁虎、蟾蜍，时值五月，五毒繁殖最为兴旺，俗以为五月之“五毒”毒性最大。
　　古代医学落后，不隔几年便瘟疫流行，一旦出现瘟疫，村人相互传染，常常是百不存一，只有极少数逃匿人迹罕至偏僻处者，方能躲过此劫。古人深知瘟疫是通过空气传播，他们认为传播瘟疫的“恶气”是致命之毒，每至五月五日，妇女儿童都要佩戴香囊，以止“恶气”。
　　香囊，俗名“香布袋”，内盛朱砂、雄黄、艾叶、藿香、苍术等物，用红绳挂于颈项，垂于胸前，古人认为香囊之气能杀灭恶气之毒。作为家庭，端午节早晨便门插艾蒿、菖蒲，甚至桃枝，意在辟邪性止恶气。古人认为：要用“菖蒲作剑，悬以辟邪”，用艾蒿、菖蒲止“五毒”恶气入宅。
　　《本草纲目》记载：“菖蒲气温味辛，功能解毒杀虫。艾叶气芳香，能通九窍，灸疾病。”现在每逢端午节，北方民俗是插艾蒿，俗谓薰“五毒”。《荆楚岁时记》曰：“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同时民俗喜以艾蒿扎制成虎形，又用菖蒲扎成龙形，名曰：艾虎，蒲龙。《荆楚岁时记》曰：“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帖以艾叶，内人争取戴之。”而《燕京岁时记》曰：“端午日用菖蒲、艾子插于门旁，以禳不祥，亦古者艾虎、蒲剑之遗意。”
　　古之端午节尚有饮菖蒲酒的习俗，目的是祛瘟止毒。唐代以后人们开始饮雄黄酒。雄黄是含有硫化砷的结晶体，浸酒之后有害健康，会引起慢性砷中毒，但雄黄酒外用则有驱瘟除毒之功效。
　　为了辟邪，秦汉时期人们还使用了桃印。汉朝之桃印长六寸、宽三寸，以五色书符文，悬门上。《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朱索，五色(缕)、桃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
　　古人把五月五日视为“五毒日”，有除“五毒”之举，房内贴“五毒图”。所谓“五毒图”，实为红纸上绘印蛇、蝎、蜈蚣、壁虎、蟾蜍，以针刺扎于其身，认为此举可以遏制“五毒”兴作。
　　总之，在古代，端午节也是“卫生防疫日”。古人应对瘟疫而采取的防范措施具有普遍性，后来演化成风俗，这一点也是由诸多文献记载印证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