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来森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从体裁上来说，大致属“题跋”类，正如作者所言：“其体例略类黄荛圃藏书题跋”。
　　故尔，就每则内容而言，通常包括以下几方面：每本书的册数、作者、版刻年代、出版人、基本内容，淘书得书的过程、背景、理由等。
　　私人“评价”或者说是“点评”，是题跋类文字的精髓所在。因为这里面，最能见得藏书人的独特性情和独到的识见。郑振铎先生的“评价”，不仅涉及书，还往往连带着评价人（作者）。
　　评价“书”，包括一本书的版刻、内容、承传、历史地位等诸多方面，郑先生对此，不仅作出横向比较——同类书，或者相似相近的书，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呈现所得之书的优缺点；同时，还会进行纵向比较，点明所得之书的历史地位，及对后来类似书的影响。
　　例如，明·冯琦的《经济类编》，就其编辑体例，郑先生说：“陈元愫于万历时，辑《经济文辑》，陈子龙明末辑《皇明经世文编》，即仿其意。”言下之意，后来的一些“经济类”文集，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经济类编》的影响。
　　由书及人，对作者的评价，也见其功力。
　　明·陈继儒辑《古逸民史》，郑先生如此评价陈眉公：“惟眉公虽优游林下，享名甚盛，却非专事‘飞来飞去宰相衙’者流。其殚心撰述，主持风雅，亦未可加以蔑视也。”同样是“逸民”，陈继儒“殚心撰述，主持风雅”，绝非那些“飞来飞去宰相衙”的攀附权贵者，凸显出陈继儒的“非流俗”性。
　　聚书，是个人行为，但又是一种同好者的共同行为，故尔，书中亦多次写到“书人”之间的交往：一起淘书，交流、交换书籍等。最有意思的是，郑先生多次写藏爱书人的一种特别美德——成人之美。当别人手中成套的书，难以购买完全时，即把自己手中零本奉献出，使他人手中不完备之书，得以“璧合”。
　　寻书、淘书，亦最能见得一个人的读书爱好或者情趣。如郑振铎书中所写，得书之一类，就是明清版本的戏曲、传奇等。郑振铎喜欢版画，故尔版画书亦是其收集之重点，很多时候，收集一本书，仅仅就是因为书中的几幅画，甚至于一幅画。如《辍耕录》版本很多，但惟“玉兰草堂”版本之一种“首附《秋江送别图》”，于是买下，只因“余正搜集版画，观其图窈远有深趣，因亟收得之”。
　　寻书，大是不易，寻之难，得之亦难，诚如作者所言：“一书之得，诚非易也。”但一旦到手，其心情又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十年求之不遇，而遇之一旦，殊自喜。”“夕阳将下，微风吹衣，访得久觅方得之书，挟之而归，是人生一乐也。”此等表达“得书之乐”的文字，书中在在有之，也见得作者痴情聚书之一斑。
　　然则，《劫中得书记》之至高价值，还不在于书之“内容”，更在于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大义和作者忠诚民族的精神。
　　郑先生聚书，是在“一·二八”事变之后。
　　当时，不仅民不聊生，而且以书籍为代表的文化，也遭受到了极大地摧残。许多书，被烧毁，“烬馀焦纸，遍天空飞舞若墨蝶”，没有被烧毁的书籍，也被扔弃遍地，或者廉价出售，“通衢之间，残书布地，不择价而售”；更为严重的是，侵略者趁此掠夺，大量图书面临着流失的危险局面，面对此等境况，作者说：“以是精刊善本日以北，辗转流海外，诚今古图书一大厄也。每一念及，寸心如焚。祸等秦火，惨过沦散。”“而将来建国之业必倍需文献之供应。故余不自量，遇书必救，大类愚公移山，且将举鼎绝膑。”
　　“举鼎绝膑”并非夸大之词，诚如之哉。经济凋敝，当时聚书最大的困难就是经济。其“艰辛”，如作者“序”中所言：“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书中多次写到，因为购买一本书，而屡屡断炊，情状之惨，可见矣。
　　于此可见，郑先生的“聚书”，不仅仅源于自己的爱书“痴情”，更在于拯救民族文化，为民族复兴大计而着想，他目光长远，其民族大义之精神，可谓与天地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