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斌

　　大凡文人雅士，有公务在身，案牍之余，往往寄情山水、颐养身心，从自然万物中寻求释放。北宋的欧阳修、范仲淹、苏轼莫不如此。
　　凭栏望远，看天地开阔、水天一色，最为抚慰人的心灵。欧阳修知青州时有山斋，范仲淹知青州时有表海楼，而苏轼在密州有了超然台。
　　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从杭州来到密州。第二年，苏轼下令重修北城的旧台，“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苏轼的弟弟苏辙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文意，赋名“超然台”，表示超然物外之意。
　　苏轼作《超然台记》述其“超然”之意，他多次登临此台，还邀请苏辙、文同等文学大家作诗词文赋，大大提升了密州和超然台的知名度。苏轼离开密州后，百姓感怀，在超然台上建了苏公祠。后来各地的文人名士纷纷前来登台游览，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章、墨迹、刻石。可惜的是，台上的诸多石刻已遗失。
　　苏轼在超然台创作了许多名篇，形成了自己的“超然思想”。
　　该怎么去解读这个“超然台”呢？从字面意思说，“超然”指的是超脱尘世、乐天知命。纵然身外姹紫嫣红、景物万千，也不改内心的清静超然，独享那份自在清欢。但，“超然”真的如此简单吗？
　　这一份“超然”跟文人的忧乐观是分不开的。
　　欧阳修的忧乐观，写在他的《醉翁亭记》里面。以“醉翁”形象出现的欧阳修，其快乐表面在山水之间，在四时风景变化里，人们知道跟随“醉翁”游玩的乐趣，却不知道“醉翁”究竟乐在哪里。
　　范仲淹的“先忧后乐”之乐，是何等宏大的气魄！这气魄，是青州寒冬中书写《伯夷颂》的笔锋，是表海楼上眺望青山的目光。天下之忧未尽，其乐便永不圆满。
　　稍晚些的苏轼，自然有自己的忧乐观。在《超然台记》里，他表达的意思是：任何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不必一定要是怪异、新奇、雄伟、瑰丽的景观。吃酒糟、喝薄酒，都可以使人醉，水果蔬菜草木，都可以充饥。以此类推，我到哪儿会不快乐呢？
　　而那句“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说的是“我到哪儿都快乐的原因，大概就是在于我的心能超乎事物之外”。
　　心在物外，无所挂碍。
　　苏轼在《超然台记》里尽情抒写这一些快乐：
　　我在密州住了一年后，面腴体丰，头发白的地方也一天天变黑了。我喜欢这里风俗的淳朴，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了我的愚拙无能。靠着城墙筑起的高台已经很旧了，稍加整修，焕然一新。我不时和大家一起登台观览。
　　欢乐中，苏轼没有忘却过往：从台上向南望去，马耳山、常山时隐时现，或许有隐士住在那里吧？台的东面就是卢山，秦人卢敖在那里隐遁。向西望去是穆陵关，姜太公、齐桓公的英雄业绩尚有留存。向北俯视潍水，又想起了淮阴侯韩信的赫赫战功。
　　这是一个心无旁骛的人所谓的无忧无虑吗？显然，苏轼是在乎的，在乎山中的隐士、齐国的英雄、韩信的沉浮，他的忧国忧民情怀难以隐藏。
　　这台虽然高，但非常安稳；这台上居室幽深，却又明亮，夏凉冬暖。雨落雪飞的早晨，风清月明的夜晚，我没有不在那里的，朋友们也都跟随着我。我们采摘蔬菜、钓鱼、酿酒、煮糙米，大家一边吃一边赞叹：多么快活的游乐啊！
　　他真的快乐吗？人们称赞苏轼的旷达心性，却更应深品他的几句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认为自己一生的功业，不在做高官时的高光时刻，而是在被贬谪的三州。这份看似“不合常理”的认知背后，藏着深沉的人生体悟。
　　这样的苏轼，是以范仲淹为知音吗？范仲淹的“三光”，是指他三次被贬谪，朝中同僚和友人为他饯行，赞他“此行极光”“此行愈光”“此行尤光”，那时刻范公极为荣耀，无限光彩。
　　苏轼不知晓，超然台自他重修之后，历经了多少破坏和磨难。
　　苏轼也不知晓，有多少人在默默保护着超然台，一代代整修和加建。民国时留有超然台照片，留下了超然台的旧影。
　　对于超然台的解读，似乎多来自苏轼亲自撰写的《超然台记》。
　　我们可以理解为：苏轼讲述了只要超然于物外，就可以无往而不乐，随遇而安。这是以旷达超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
　　但，我们依然可以从《超然台记》中看到一个心怀百姓的苏轼。他初到密州，恰逢社会动乱，盗贼满野，狱讼充斥，百姓生活艰苦。苏轼乐观应对，和同僚挖野菜吃。他主张救灾、减除赋税、维护安定，在他的努力下，密州出现了安居乐业的局面。
　　生活初安，他就有余力治园了——文人们多有个园林梦想。对于高台的修缮，苏轼只是修补复新，不劳民伤财，希望与民同乐。他对台是满足的：“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的日子，风清的夜里，苏轼常带领僚属登台游乐，亲手做饭，饮酒欢歌。这快乐如此简单朴素。
　　在文坛的盛名之下，苏轼的政绩鲜有人提起，“文豪”成了贴在他身上最鲜亮的标签。他的政绩、他的雄心抱负，还有谁记得。
　　在关系百姓生计和国家安危的事情上，苏轼从来没有“超然物外”，而是直言不讳，不惜得罪权贵，不怕贬官和牢狱之灾。
　　就算在贬官之所，苏轼也没有无所作为。在黄州，他躬耕于营房废地；在惠州，他出资助修东西二桥；在儋州，他和黎民交游，教授书生。
　　苏轼在密州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这是他送给密州的礼物。登临高台，如今的人们会想起他在密州的政绩，感受他朴素而乐观的精神世界。
　　熙宁九年（1076年）暮春，苏轼于超然台独自徘徊，护城河里只半满的春水闪动，城内是竞放的春花。更远处，家家瓦房均在雨影之中。
　　一首词作涌上心头：“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这就是《望江南·超然台作》。
　　丙辰中秋，苏轼饮酒赏月，沉醉在美酒和月色里，他想到了很多很远，他想起了自己的兄弟，即兴而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有台超然，不止于台；有人超然，不止于身。苏轼与他的精神，便在这台与月的相望中，永远鲜活。
　　超然台早已成为一处精神的坐标，标记着中国文人如何在入世的责任与出世的向往之间，寻得那份艰难的平衡。它也提醒着我们：真正的超然，是携带着对生活的热爱与责任，依然能够轻盈飞翔。这或许就是苏轼与超然台，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