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豪
　　一束红光穿透暗房的迷雾，七张面孔在快门声中定格时代的褶皱，数筒胶卷承载着民族最深重的苦难——电影《南京照相馆》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将南京大屠杀这一沉重历史题材转化为震撼心灵的影像史诗。它不仅是对抗战记忆的深刻回望，更是文艺作品如何“看见历史、靠近历史、铭记历史”的典范性实践。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如何以文艺为媒，发挥独特功效，引领人们更好地拥抱和平、珍爱和平、守护和平？在这方面，影片《南京照相馆》给予我们以深刻启示。
　　突破传统战争叙事窠臼，成就历史书写的创新范式。影片放弃宏大战争场面与知名人物聚焦，转而以“吉祥照相馆”为叙事载体，通过邮差阿昌、演员毓秀等7个普通百姓的视角展开故事。这种微观切口、宏大映射的“小人物史诗”，让观众从平凡人挣扎求生、良知觉醒再到英勇抗争的成长历程中，感同身受了南京沦陷时期的时代苦难。当阿昌临终前高呼一个个南京地名，其中承载着对这座城的眷恋、对同胞的悲鸣，具象化了“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此时历史不再是简单的数字“30万”，而是普通人在绝境中的抉择与牺牲，他们共同构成了民族精神的图谱。
　　在影像表达方面，影片以“照片”为核心媒介构建历史真相。日军摄影师按快门的节奏与处决平民的枪声快速并置，将“相机即武器，照片即子弹”的隐喻推向极致，揭示着侵略者利用影像篡改历史、掩盖暴行的罪恶。日军的暴行通过影片中冲洗出的照片、投影等方式间接呈现，既避免观众心理冲击，又通过演员颤抖的双手、含泪的凝视传递出个人的痛楚和历史的痛感，也有效传递了对受难者尊严的尊重。
　　在人物塑造方面，影片自然呈现了平凡人性的史诗升华。女演员唾弃翻译官的“保护伞”，老兵通过“装死”脱离险境却又重返战场，邮差用生命守护底片……这些普通人在生存妥协与良知觉醒中完成蜕变，展现了人性在黑暗中的微光与民族气节的迸发。他们印证了影片内核——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南京30万遇难者中不仅有军人，更有父母、儿女、邮差、演员，他们的面孔与故事构成民族不屈的脊梁。
　　在历史还原层面，无论是“鸡鸣寺”“中华门”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南京地标，还是富有特色的方言对白，影片对历史细节的精准把握都称得上是“像素级还原”。幕布上褪色的山河图景、战时照相馆橱窗中被暴行覆盖的结婚照与全家福，将历史的厚重感渗透于日常肌理。这种对“地方感”的执念，让观众仿佛置身1937年的南京街巷，触摸到战争对个体生命的碾压与精神原乡的崩塌。
　　整部影片不仅是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哀悼，更是对反战、和平与人性光辉的礼赞。结尾处旧时残破南京与今日繁荣的对比蒙太奇，强化了历史记忆的延续性与和平的珍贵性。当林毓秀战后举起相机拍摄战犯伏法，完成从“被拍摄者”到“拍摄者”的身份逆转，影片揭示出影像的终极使命——让历史显影，让真相永存。
　　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如何更好地看见、记录、靠近、铭记？影片《南京照相馆》提供了“四重路径”的可鉴方法论：
　　情感共鸣，穿透理性的记忆锚点。历史题材文艺作品要注重通过故事与形象激发深层情感，让历史从档案转化为可感的生命体验。当观众为小人物保护底片的牺牲落泪、散场后静默沉思，正是文艺以共情之力将历史创伤烙印于心。相较于冰冷数据，影像中颤抖的双手、诀别的眼神更能唤起对30万生命的敬畏、对和平的珍视，情感共鸣是记忆最持久的载体。
　　细节呈现，历史血肉的微观建构。吉祥照相馆橱窗的婚照、日军强迫摆拍的“亲善照”、暗房红光中的显影液波纹……这些细节如同历史的毛细血管，赋予宏观叙事以体温。就像《我的祖国》歌词以“一条大河”替代宏大符号，影片以方言、地名、战时生活切片等微观元素，构建起可触摸的历史现场，使观众理解历史不仅是战役与条约，更是普通人的挣扎与坚守。
　　文化传承，精神血脉的创造性转化。影片对“相机即武器”的隐喻创新，源于真实历史“华东照相馆”罗瑾、吴旋等人冒死保存底片的英勇事迹。这种对历史原型的艺术重构，既复刻了过去，又赋予了当代价值，既延续了民族精神，又通过影像语言将“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转化为可传承的文化基因。
　　影片《南京照相馆》以胶片为刃切开战争迷雾，让黑白照片中的无声面庞“说话”，让普通人的抉择“铭记”。以文艺为媒推动和平建设，让新时代优秀文艺作品增强人民精神力量。